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尚且不平安的年代里，依旧谱出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恋。让人回味至今。她爱便爱不爱便不爱，眼高于顶，却淡隐于俗世。她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努力追逐，最终掌握，而后又被命运捉弄。民国第一才女尚且如此，又何况其他。
民国其实很“好玩”
作者:云的天空下
民国是个很“好玩”的年代，涌现了很多奇人异士，这些奇人异士又带来了很多奇闻轶事，下面就列举三位，供大家茶余饭后闲聊玩味。
一、章太炎：狂放不羁
章太炎在历史书中是作为一个辛亥革命革命者的形象出场的。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三民主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主革命思想时，受到了一大批接触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思想的中国青年的热烈反响，当时以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最为著名，影响最大。
不过真实初中毕业感言中的章太炎，要学问，绝对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说命运，“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绝对多舛的怪人，用一个词——狂放不羁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章太炎的狂放是有资本的，他是贺卡格式，作为学者，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和失去你诸方面他都造诣深厚、精湛，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季海、黄侃都是他的弟子门生;作为革命者，他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曾和孙中山先生一起并肩共事。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行为举止十分怪异的人。他总也记不住自己住哪里，晚年在上海居住的时候，每次外出家人总是担心他出了门就回不来，后嘱咐他坐黄包车(也就是人力车)，只需将住址告诉拉车的，就能将他送回来，就是这样他也常常走丢，因为他也说不清具体的地址，到底是住在哪点，还反问拉车师傅，他是章太炎，名人，车夫竟然不知道他住哪里?他身上永远只装着五块钱，干什么都是五块钱，买烟是五块钱，给儿子做大衣也是五块钱，连在苏州盖房子掏出来也是五块钱。此外，他只知道吃蒸蛋糕和蒸火腿，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龙泉寺的时候，当时给他配了一名厨子，每天请示吃什么，都是蒸蛋糕和蒸火腿，于是顿顿都是蒸蛋糕和蒸火腿。
当年袁世凯想拉拢章太炎，像杨度一样为他的皇帝梦鼓吹一番，章不从，便被软禁起来。但章太炎的名气实在太大，袁世凯不但不敢杀他，还得好吃好喝伺候着，每天给他两块大洋的伙食费。这两块大洋，换成今天能有多大的购买力，不妨算一下。章太炎是1913年被袁世凯软禁起来的，1911-1919年上海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块大洋，也就是每斤米3.4分钱，1块大洋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2013年3月份全国大米标一的籼糯米，每吨大概是5400元，也就是每斤2.7元，1块大洋等于30斤上等大米，约为81元人民币，也就是说章太炎每天有162元人民币的伙食费，一个月就是4860元，这只是伙食费。此外，袁世凯还给章太炎每月500大洋的“工资”，换算成人民币就是每月元，这在今天放到北京也绝对是中产阶层了。就是这样，章太炎也没卖袁世凯的帐，饭他是照吃不误，但吃饱了就去骂袁世凯。有一天穿着破靴子，摇着破扇，扇柄上挂着袁世凯颁给他的二级勋章跑到总统府去骂街!袁世凯好歹也是民国大总统，但又毫无办法，只好想出个精神胜利法，章太炎是个疯子，他堂堂大总统又何必跟一个疯子计较。
章太炎为人诟病的是他和杜月笙的往来，或者说是交情。起因是他的侄子得罪了一个上海滩的小头目，摆不平找到了章太炎，这可难住了章太炎，要学问他五车还有富余，但是要摆平这事他毫无办法。正头疼的时候，章太炎想到了上海滩的黑帮老大——杜月笙。收到章太炎求助信的杜月笙喜出望外，他早就想结识这位名人。杜月笙没费吹灰之力就摆平了章太炎侄子的事，此后，二人交情颇深，杜月笙给了章太炎大笔银子解决生计，章太炎投桃报李，为杜月笙修家史。平心而论，当年孟小冬下嫁杜月笙，人们是同情孟小冬并且对杜月笙赞好声一片的，而轮到章太炎的时候人们却多了些世俗的盘剥。一个敢跟总统骂街的大师却奈何不了上海滩一个小混混，这是人之过?还是社会之过?( 端午节的作文600字阅读网：www.sanwen.net )
辜鸿铭:特立独行
如果今天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穿了件清朝的袍子，你会怎么想?不是行为艺术，就是神经病。民国时候就有这么一位，在大家都已经剪去辫子，穿上西装的时候，他还戴一顶红色瓜皮小帽，脑后拖一条长长的辫子，招摇过市。有人说他是前清遗老，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他就是辜鸿铭。
这是一个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人，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学贯古今、博通中西，可以直接用英文写作，名震欧美，但他在中国却不怎么出名。这一点和高行健比较相似，高行健生于江西赣州，可以直接用法文写作，1987年移居法国，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2000年凭借关于母亲的作文《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华语作家，但其人在中国却知晓的人并不多。
说辜鸿铭是前清遗老，好像并不准确。因为辜鸿铭在德国最初学的是近代科学，在莱比锡大学，还获得了一个土木工程的文凭，况且前清遗老都有一个心愿，复辟帝制，辜鸿铭不是，袁世凯想拉拢他，他拂袖而去，还反语讽刺，袁世凯死之后，他请戏班子在他家里唱了三天堂会。说他不是前清遗老，好像也不是。他留辫子，支持纳妾，认为男人就应该“一夫多妻”，还支持女人缠足，认为“三寸金莲”的女人才是最美的。
或许，只能说辜鸿铭是一个用特立独行来宣扬中国文化的卫道士。他心底里仍旧视西方为“四夷之邦”，他毕生的心愿是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四书五经”翻译成各种文字，去“教化”西方人，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精神，于是他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并创作了《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以至于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是一定要看辜鸿铭”的说法。
他批评胡适学的哲学是二流哲学，因为胡适不懂德文，而近代的哲学应以德国黑格尔的辩证法为精髓。他说梅兰芳是二流演员，因为梅兰芳虽然演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但是他自己却并没有把忠孝节义放在心上。他给史称“张勋复辟”的主角“辩帅”张勋挥毫“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寿联，还考问胡适“擎雨盖”是什么。他说银行家是天晴硬把雨伞借给你，阴天又凶狠地将雨伞收回去的人。他对外国人说，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最应该去的地方是北京的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打屁股。
辜鸿铭最特行的是他的善辩，不管是强词夺理还是据理力争，他都能自圆其说。他到外国留学，别人问他为什么留辫子，他反问外国人，你们为什么留胡子?他去北大上课，第一天进门学生看到他的辫子哄堂大笑，他讲到，我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顿时课堂上一片静默。外国人嘲笑他给祖先叩头，说你们把饭菜摆在供桌上你们的先人就可以吃到了吗，他反问，你们在墓地里摆上鲜花，你们的先人就可以闻到花的香味了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作为一个推崇孔子周礼的人，作为一个奉行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人，辜鸿铭在民国那个思想自由的年代，用前清的一条辫子宣告了自己的特立独行，也宣告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近似病态执着。论学问，他与泰戈尔齐名，论名气，他却连胡适都不比。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位清末怪杰，就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话吧，逝者如斯夫!
三、朱季海：难得自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高手都在民间。这句话用来形容朱季海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位章太炎先生最小的弟子，这位中国训诂学界的泰斗，因为一辈子游离在体制之外而被世人遗忘，真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朱季海是真正的大师，国学大师，在海外评选的大陆十大国学大师中，朱季海名列首位。他写的《楚辞解故》因深奥难懂被誉为学界天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直到1989年曾任苏州市委宣传部长的俞明写了篇《痴子》的我的好朋友200字，才使得世人对朱季海有了些了解。（高尔基名言：qq个人介绍）
朱季海与鲁迅师出同门，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之一。1933年，20岁的朱季海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声望显赫的章太炎，他到章太炎在苏州的讲习所听课，在座的数十人都是中老年国学研究员，朱季海在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孰料人不可貌相，在某次课间，章太炎有意试试朱季海，交谈间竟然忘了上课时间。章太炎是什么人，17岁时就已经“浏览周、秦、汉氏之书”了，朱季海能与其畅谈，可见国学也是相当了得。其后，章太炎收朱季海为弟子。朱季海在国学方面传承了章太炎的博览精湛，学文做的不说前无古人，但以现在的学术体制可以说后无来者。
解放初期，朱季海应中华书局一位老编辑的再三邀请写了《楚辞解故》、《南齐考注》和《庄子诂言》三部书。著作等身，同样在训诂学方面颇有建树写过《楚辞札记》的南京师大已故教授段熙仲拜读之后叹言，朱先生之学问诚深不可测!
上世纪50年代初，江苏师范学院的顾树森教授作《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初稿，请朱季海指正，朱讲明校对一遍需酬金300元，这是什么概念，按照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当时毛刘周朱等领袖评为行政2级，其工资也不过404.8元。纵是如此，朱季海校出了百余处错误，顾再三称谢。
上世纪60年代，朱季海作了《石涛画谱注释》，原来他还懂画!实际上朱在书画方面也是精研且专长，曾给清代著名书画家吴大澄之孙，现代绘画大师、书画鉴定家吴湖帆的著作《吴湖帆画集》作序。他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的陈传席也是素有往来，他曾像陈传席表示过想卖字，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价钱不能比费新我低。费新我是浙江湖州人，擅长中国画、书法，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书协江苏分会顾问，苏州书法家的领头人，朱季海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见朱的书法功力确实非同寻常。朱的字写的确实好，据见过的人说，朱的一手行书，不要说苏州，就是中国书坛，也是少见的。
1981年，中国训诂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朱季海应北师大校长，黄侃的大儿子陆宗达之邀参加，并与香港饶宗颐教授初次见面。以后，每年都出席训诂学会的年会。黄侃和朱季海是同门，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朱季海年龄比陆宗达小，但是辈分比陆宗达大，陆宗达去朱季海家都是要磕头行大礼的。
只是这样一位怪才、一位大师，却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一生过的清苦贫穷，生活无着。
他曾经任过公职。1946年成立南京国史馆的时候，朱季海经章太炎先生的夫人汤国梨推荐出任馆员，但不久就因为与馆长的不和而辞职。起因是他觉得馆长但植之是个官僚，“长官无目”。之后，他就靠在南京悬桥巷口“九如茶馆”内授课，收点学费度日。只是1949年解放后，学生都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他无课可授，又不愿意去学校教书，市政协聘请他当政协委员也被他拒绝了，生活越发贫穷。
苏州大学终身教授钱仲联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都曾有意聘请朱季海赴校任教，但是都被朱拒绝了。
1990年，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范伯群去香港开会，拜访饶宗颐先生，请教对内地国学的看法。饶先生列出十个名单，苏州有朱季海和钱仲联，还有北京的钱锺书、季羡林等。范伯群回苏州之后，就聘用了老先生，主要是给教师上点课，后又被苏州铁道师范学院聘为历史、中文、美术的学科带头人，都是文科，后来师范学院合并成科技大学，朱也就被停聘了。
幸好他遇到了曾任苏州市委宣传部长的俞明，在俞明的安排下聘请他当苏州市博物馆的顾问，每月可以领点生活费。用俞明的话说，怕他饿死，要不然罪过大了。
他从来不拒绝别人的馈赠和请吃，但是也不会称谢，别人给他钱他也只是淡淡的一句，知道了。他认为既然是赠就应该诚心实意，赠的人心无旁笃，受的人受之淡然，如果受人恩惠就要感恩戴德，那还不如不受。
朱季海有朱季海的规矩，到杭州吃饭要去知味馆，喝茶要去柳浪闻莺，会客时不喜欢别人在场，开会时会场内不准吸烟，写字的姿势像跳舞，不受规则限制，但写出来的字绝对劲道漂亮。
他喜欢吃肉、喜欢喝红酒，因为红酒能软化血管。2011年，作家卞毓方正在写作《寻找大师》，经人引荐见到了朱季海。当时，朱季海已经95岁了，不戴眼镜，视力良好，思维敏捷，记忆力清晰。问去哪里吃饭，去松鹤楼，点了东坡肉、松鼠桂鱼、莼菜银鱼羹、香椿炒蛋，外加法国干红、果汁，等等。菜上来之后，话都顾不上说下筷如飞，用一个词形容就是饕餮!
很多人不理解朱季海，就是他的夫人也说，什么大学问，嫁给他就是吃苦。以他的学问、字画水平，就是随便画几张画、写几幅字，再肯让媒体宣传那么一下，就足够生活了，但是偏偏他却不肯，清高自许也罢、迂腐不近人情也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或许，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拒绝世俗的烦扰，拒绝名利的诱惑，只想纯净的生活在自己的学问世界里，徘徊徜徉，难得自乐。
谈谈“民国那些人”
——钱理群在北大的演讲
今天，我是来和大家一起读这本书的。
最近出版的《民国那些人》，作者徐百柯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当编辑，他写这本书，是因感觉到自己，以及周围年轻人的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主要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于是，就想去看看“民国那些人”，当年那些大学里的老师、学生，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求学、教书、治学，怎么工作，怎么为人、处世;他们追求什么，有什么理想，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范;对我们今天重建自己的生活、理想，有什么启示——我想，这些问题，也是在座的诸位想过，并且感兴趣的。
而“我”今天来领着“大家”一起读这本书，和“民国那些人”相会，这本身就有一个时空的交错，是很有意思的。“民国那些人”是上一世纪初，即“ 1900 年后”的一代人;我出生在 1939 年，是“ 1930 年后”一代人;而诸位则大多数是“ 1980 年后”一代人。这三代人相遇会出 现什么情况呢?
1 、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我们先来读这段话，它是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的：“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大学老师、学生、知识分子和历史上的大学老师、学生、知识分子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民国那些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2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我对当代大学生，也即所谓“ 80 后一代人”的看法。我总是强调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要靠自己解决。但也总有学生对我说，我们也很想听听你作为一个年长者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张爱玲文集网：qq个人介绍）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经典爱情散文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
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3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从表面上看，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传闻：“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想家的句子、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
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那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4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抖音上生日句子：“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
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
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
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
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5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把它称之为“最迷人的课”。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
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
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
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
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
蒙先生招待吃茶。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
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
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
林先生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
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
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保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关于赞美老师的诗歌：
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
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
金教授答：“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
‘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本书特地提到了
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6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
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一点发挥。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
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民国的爱
作者:凹晶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一代文豪，就用那千古第一“以词悼亡”之笔悼念亡妻。一首《江城子》寄托多少厚重深沉的伤怀与读三国演义有感。==题记
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尚且不平安的年代里，依旧谱出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恋。让人回味至今。她爱便爱不爱便不爱，眼高于顶，却淡隐于俗世。她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努力追逐，最终掌握，而后又被命运捉弄。民国第一才女尚且如此，又何况其他。（让你依靠学网：qq个人介绍）
再读林徽因转，她可以在太太客厅里畅所欲言，可以为所爱之人痛哭流涕。即使在与梁思成结婚后，可以将徐志摩留下的东西挂在卧室并且一挂便是长久。她能在发觉金岳霖对她的好时，对梁思成说："我好像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于是梁思成便嘱咐她要随心所愿。之后金岳霖便退出，终身守护。这该是怎样纯粹的爱啊!像一株静静的白莲，不经意间便给人涤荡心灵的安慰。他们之间的爱似乎不同于当今，可以坦荡，可以温柔。不浮躁，不急切。像天上的白云，地下的流水。美至人心。
或许这便是民国，一个文采飞扬，文人编制传奇的年代。那时科学技术还未飞跃，政治斗争尚未平息，但一段又一段美丽的传奇和一个又一个温柔纯粹的文人给“当年”纺出一片柔软轻纱，覆在那满溢的温雪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