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巡演和往常年份一样进行着。雷终于给了杰夫·卡叶一个小号独奏的机会，在《欣喜若狂》( Just for a Thrill)这首歌里有16小节供他发挥。八年了，卡叶思付道，自己终于可以抗衡约翰尼·寇尔的那首《我忧郁吗》( Am i blue)。演奏独奏是卡叶晚晚都盼望会发生的事情，当它真的发生时，他非常珍惜。“雷极专注地听我演奏。如果我有所改变的话，他立刻就会察觉。在台下我们几乎没交谈过，但在台上我们不用说一句话就能够用音乐交流。我们磨合得简直像老夫老妻了，对方还没开口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对于生平第一次参加巡演、年仅20岁的吉他手尚提·马修斯(ShantihMathews)而言，和雷共事却不那么愉快了。他是托尼，马修斯的儿子。60、70年代，托尼在雷的乐队担任吉他手。他反对儿子加入雷的乐队，但儿子不肯听。托尼告诫儿子:“他们不把人当人对待。我是不得已才在那里干的。可是你可以上完大学，拿到学位啊。”然而尚提还是去了，但在日本巡演将结束时得了肺炎。当大伙在机场集合，准备搭乘飞机回纽约参加节日演出时，尚提走不了路。机场医生给他打了点滴，并安顿进医院躺在病床上。
“起来，走吧，飞机就要起飞了，”乔，汉特对尚提说道。这一切不管用，乔·亚当斯便走进病房，嚷嚷道:“别搞得跟个小屁孩似的。”尚提还是起不了身。乐队便不管他，飞走了，连机票都没给他留。尚提给家里打电话托尼让他用他的信用卡尽快回来。马修斯夫妇带上轮椅去洛杉矶机场接到了儿子，并把他送到UCLA医院，他在那里渐渐康复了。几名乐手打来慰间电话，说雷对尚提的所作所为令他们难过。克利福德说也许雷不知道情况，建议通尼给RPM打电话，或许雷会把尚提的机票钱补还给他通尼打了电话，不过雷马上采取自卫措施。
我没有把尚提留在日本，”雷对通尼说道，“我买了他的票的。可是他不肯上飞机呀。”
那时尚提还在医院打点滴呀，托尼说道
我可没办法强迫谁上飞机，雷勃然大怒，“他自己不肯上飞机。”正如过去在巡演途中通尼所见，雷由生气渐至暴跳如雷，开始咆哮说黑人们应该紧密团结，而不是总看彼此的最坏处。“我真不该接这破电话，”雷得出结论，“我带这些乐手们出门巡演，要是每回都有人说他病了我得给他买张机票，哥们，我才不干这种屁事儿呢!”雷挂掉了电话。
在父亲的鼓励下，尚提向音乐家协会起诉了雷，不过败诉了。托尼，马修斯质问音协的一位官员:“他还是个孩子，他加入了你们协会，第一次出门演，雷·查尔斯竟然跑掉，把他一个人扔在日本。可是你却听信乔·亚当斯，说什么尚提这孩子不过是在路上害思乡病了。假如你们不能替协会成员撑腰，向乔·亚当斯和雷·查尔斯讨回公道的话，你们真是太没人性了。”不过这些话很快在风中消失得无迹可寻。尚提的再次上诉又以败诉告终。
到了1992年，迪·迪·布里奇沃特( DeeDee Bridgewater)和让一皮埃尔·格罗兹间在职业上产生了分歧，合作终止了。格罗兹掌控了乐队，他去见雷。“你见过我们做的二重唱，”他说，“现在整张专辑怎么样?“好啊，”雷说，“开始吧。”起初他们计划由格罗兹出资制作唱片，并拥有母盘但是几个月后，雷问道:“假如你不介意也不觉得困扰的话，我想改动一下我们的约定。让我来拥有母盘，你只需要把图片寄给我就可以了。”
“把图片寄给我”—在雷的语汇里就代表账单。格罗兹分辨得出来
雷并不想被违逆，于是答道:“我不介意，那是你的音乐，你的人生。”之后每半年格罗兹就清算一下账目，把账单寄给雷，一周后钱便打进了他在巴黎的账户上。格罗兹鞭策着音乐人们，每隔几个月就把最好的小样寄给雷。“这首不错，这首不好，这首凑合，”雷会这样评价。他说不错的那首他就先在钢琴上粗弹一下，然后告诉格罗兹:“让一皮埃尔，就做这首，用降A调。”格罗兹于是约一些作词和编曲的人比稿，有些人会发牢骚，格罗兹便告诉他们:“要是我没看上你的歌，你得不到什么;要是我看上了，雷·查尔斯就会唱它。你想不想冒这个险?”他发现优秀些的音乐人喜欢这种挑战。很快，他订好了录音棚，雇请了音乐人。格罗兹完成器乐部分后，雷加入人声，然后格罗兹再拿回巴黎做缩混
这项工作进行了一年多后，格罗兹获悉父亲患肺癌已经病危。他在公给雷打电话，告诉雷说自己不知如何是好。“让一皮埃尔，你爱你父亲吧，对吧?”雷问道。
“当然爱，”格罗兹答道
那么，要是你顾得过来的话，就停下手头一切，呆在你父亲身边陪他走完最后的日子吧。别担心专辑的事情，安心照顾你父亲好了。”格罗兹确停下了手头一切，很长时间里都对雷的通情达理心怀感激。“这个行当的大部分人才不管你的私人问题呢，”他说，“你肯定听过一箩筐关于雷的屁话了，但是透过我和他的相处，却发现他挺够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