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维庸( Francois Villon，1431-1463)，法国中世纪著名抒情诗人
他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正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结束前后城市生活极为动荡的时期。他本人是个典型的流浪汉。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诗歌一反贵族骑士抒情诗的“典雅”趣味，继承了十三世纪市民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维庸出生在巴黎一个贫苦微贱的家庭里，早年丧父，被一个名叫吉奥姆·维庸的教士收留，以后便从了养父的姓。
这位教士把他送进巴黎大学文学系。一四五二年，维庸成为文学学士。
维庸学生时代的结束正当百年战争告终。连年的混战使得城市社会风气败坏，犯罪行为空前活跃。教会一手控制着巴黎大学，它与王权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每每酿成大学生们的骚乱，巴黎治安机构对此大伤脑筋。维庸经常参加学生们那种大规模的恶作剧。一四五五年夏天，一个教士寻衅与维庸格斗被打死，王家法院将维庸驱逐出境。然而，这一判决并未认真执行，维庸流落在巴黎四郊，并与大道两侧剪径的强盗集团来往。由于他旧日的朋友呈给法院的两封请愿书起了作用，他于一四五六年初获赦。
维庸回到巴黎不满一年，突然出走，临行前写下了《小遗言集》，诗中暗示他是由于情场失意而离去的。不久后真相大白，原来他新近参与了一次重大的集团盗窃，畏罪潜逃。法院下令捉拿归案，维庸从此行踪不定，到处飘游达四年之久。他曾被贵族诗人奥尔良公爵收留过一个时期，大概因社会舆论压力太大，未能久住。一四六一年，维庸被关进墨恩监狱。同年七月，刚加冕的国王路易十一途经墨恩，下令开释了该城的犯人。这年冬天，维庸在写下他最重要的长诗《大遗言集》之后，重返巴黎。
但是，回家的浪子并未“回头”。维庸继续犯案，最后在一四六三年秋卷进了一起行凶斗殴事件，被巴黎法院判处绞刑。他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绞刑犯的谣曲》，同时怀着一线希望向王家法院上诉果真被免除一死，改判逐出巴黎十年。维庸从此杳无音讯。人们推测他未能久于人世，因为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官方档案都没有再留下任何记载。
《小遗言集》由四十节八行诗组成。维庸作案后要离开巴黎，前途未卜，借遗言”以抒情。这种形式在中世纪诗歌里不是没有先例，维庸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写“遗言”时那种戏谑讥讽的口吻。他要把“财产”分赠给亲朋。像他这样穷困潦倒的人，能有什么可赠与的呢?只不过是他的名声和他的心，或是他剪下的头发，他的破靴子以及什么“装满钱币的空蛋壳”等等。这是戏谑，然而戏谑之中蕴含着对拥有大量财富、世代遗赠的富贵阶级的愤懑。维庸居然不放过机会对修士和修女们嘲弄一番，他把“美味的蛋糕和香喷喷的小阉鸡”留给他们，这种对僧侣阶级的讽刺正是中世纪市民文学的基本特色之一
维庸显然乐于这样的借题发挥。他三十岁那年，怀着对开释了他的国王的感恩之情和对自己放荡行为的悔恨而写的长诗《大遗言集》，也是如此。全诗共一百八十六节，中间插入了不少谣曲和短诗。《大遗言集》是奠定维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代表作，完整地披露了他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已经成熟了的抒情风格。诗人在前半部诉说了他的身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他“少壮不努力”如今年华已逝，后悔莫及接着，诗人逐步深化了这种人生短促、固有一死的思想，他追忆了自己昔日的友人，他们有的早已长眠地下，有的依然富贵荣华，有的却在沿街乞讨，命运是多么不同啊!他自己虽然生来贫困，却并不怨天尤人，因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高贵的还是卑贱的，美的还是丑的终究逃不脱死神的掌心。难道不是这样吗?诗人在著名的《往日贵妇的谣曲》里发间:“往日的贵妇如今安在?”他列举了古代的诸多名媛淑女，当年何等姣容美貌到头来还不是化为一堆朽骨?谣曲每一节的末尾都重复问道:“去年的雪如今安在?”维庸强烈地感到现世生活中的不平等，并且从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死亡中，引伸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来世的天堂与地狱之分的宗教谎言。诗的后半部是“遗言”，在内容上与《小遗言集》类似，但语气却要诚挚得多。他还怀着对母亲的温情替这个“可怜的妇人”写了一段对圣母玛利亚的祈祷词;在诗的结尾他设想了自己的死亡和埋葬。随着主题的变换，诗人的口吻时而凄惶，时而欢乐，时而严肃深沉，时而轻松诙谐，各大段风格迥异，相互独立。语言朴实无华，有时流于粗俗
维庸一生浪荡命途多舛死亡的阴影无时无刻不在追踪着他。他对死亡的忍惧在《绞刑犯的谣曲》里表露得尤为强烈、真切。在谣曲里向世人发出悲凉的呼唤的，不是狱中等死的囚犯而是吊在纹架上任凭日晒雨淋、风侵鸟啄的死尸。这虽然是出于一种近乎荒诞的幻象，却有着咄咄逼人的真实感。难怪有的评论家称维庸是“死亡诗人”。
维庸在生前大概就很有名气，据说有的人目不识丁，却会吟诵他的诗句。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印刷术传到法国，维庸的诗集于一四八九年第一次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