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远
五年之后，当我步入而立之年的那天，我准会想起十年前父亲带我去参观矿井的那个下午。那时，父亲带着我站在井口边，湿冷的空气中混入了碎矿石沉闷的腥味，伴随着流水声与卷扬机的轰鸣声，久久无言。
这就是父亲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在一个荒芜的山坳子里，突兀地树立着一座竖井，几层楼高的竖井架子就好像塔吊一样，只不过目的地不是头顶的苍穹，而是脚下的地底。随地可见的烟头与简易车棚下一排沾着泥泞斑点的摩托车，无一不在暗示着矿山上男性荷尔蒙的气息。墙角下胡乱地堆放着水靴与雨衣，似乎在诉说着矿井下的艰辛。
父亲的人生轨迹也是曲折。作为木匠的儿子，父亲没有像二伯与小叔一样子承父业。木匠这活计，靠的是手艺。在农村，能被称之为“匠”，除了在干活儿得到收入之余，也能够获得不错的社会地位，毕竟这种技术活儿不是人人都掌握的，可谁家还不得盖房安窗打家具？“匠”本意就是指有手艺的人，石匠、木匠、瓦匠、篾匠，这都是传统本身都存在的，后来的花匠、画匠、教书匠，倒是把“匠”的范围扩大开去了。
老家是很传统的北方思维，“士农工商”，讲的就是“耕读传家”。祖父虽然是木匠，却也是个地道的农民。拉扯大父亲与兄弟姊妹六个人，除了靠一手漂亮的木匠活儿，家里的农田也是谋生的关键。说起这农田，倒又牵扯出另外一件趣事。胶东地区有个大地主家族牟氏，听祖父讲，牟家鼎盛时期占了半个县的区域，我们家也是牟家的佃农，后来在参观牟家的大院儿——牟氏庄园时，我还特意多看了几眼。再后来离家千里外出求学，以为远离了故乡的痕迹，结果在学习中国哲学史时，发现牟宗三先生竟与我是同乡，也是来自于胶东牟氏的一支。
在我人生最初的模糊的记忆里，我记得家乡是种麦子的。每年收成的时候，田垄上是青年壮劳力匆匆忙忙的步伐，麦场上堆叠的高高的麦垛，是傍晚人们休闲乘凉的好去处。我还记得青绿色的麦芒，我还记得金黄色的麦粒，我还记得回乡路上，公路上晒的麦秸被来往的车辆碾碎压实，我还记得生麦粒入口的韧劲儿与麦香。家乡的麦田越来越少了，不过这也是好事，因为乡亲们找到了新的致富路径——栽种苹果。丘陵地带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品糖分的积累，于是一片一片的果园绵延伸展，既成就了农民勤劳致富，也成全了县城苹果之都的美名。
然而父亲并没有选择这条路。在读完初中后，父亲选择继续读书，可是由于理科偏科太弱，不得已只得读了农业技术中学。关于农业技术中学，我也只是从父亲的口中听说过，所学课程涵盖种植养殖技术等，通俗地说就是教你怎么养鱼，怎么种粮。现在农业技术中学好像已经划到中专里了，但在当时，父亲一直是自诩算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每次母亲笑父亲别人读书都是学以致用，他读的却偏偏用不上时，父亲虽然总是显得不服气，却也总是无可奈何。这算是父亲第二次选择拒绝回到农村务农。
可是我觉得，父亲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传统农民。农业技术中学毕业之后，父亲成为了一名代课教师。关于代课教师，父亲每次回忆起那时的岁月眼睛里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是他的青春，那是他向往的生活。时至今日，父亲偶尔还会回忆起三十多年前他做代课教师的时光，给我讲述他和他的同事在冬天围着火炉烤红薯，在夏天赤膊洗冷水澡的往事，讲述偶尔在哪个地方看到自己从前的学生。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父亲一直拒绝的，不过是一年一收成的碌碌无为罢了。可惜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父亲没有把握住代课教师转民办的机会，作为教师的梦想，就这样渐行渐远。
我一直觉得，父亲的教师生涯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但却对我影响深远。因为一个人的职业，所能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劳动收入，还包括他的眼界与思想，包括他的经历与学识。别的且不说，曾经作为教师的父亲，深知阅读的重要性，在我的小房间里，除了床和衣柜，就是父亲的书架了。没有电视，没有其他娱乐的设施，我的童年，就是与这一书架的书度过。尤其令我佩服的是，父亲在每个月只有1000元工资的时候，就因为我的爱好，为我购置了一套1500元一套的“二十四史”。我想，这是与父亲曾经的教师职业生涯分不开的。
为我买书的时候，父亲已经在矿山工作了十年了。父亲是在同村长辈的带领下，走进金矿的。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穿的雨衣，是劣质的厚塑胶，散发出一股类似发霉又类似雨水混着泥巴的气味。这是下矿井的必备物品，笨拙而厚重，却很实用。厚雨衣里穿上冬天的棉衣棉裤，矿井下一年四季都只有一个主题——湿冷。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矿井下终年不见阳光。矿井下怎么可能有阳光的呢？地下水流动的哗哗声、卷扬机慢悠悠的吱吱声、矿车行进的咣咣声、忽明忽暗的低压照明灯嘶嘶声、爆破声、敲打矿石的声音，夹杂在一起，就是矿井下的日常生活。
父亲最开始是在凿岩组。凿岩，顾名思义，就是用钻头给岩石钻上孔，再给孔中装进炸药爆破。凿岩，看似是个简单活儿，然而钻机钻破岩石刺耳的声音，飞溅里的石尘粉土，对健康的伤害不容小觑。在我还半大不大的时候，已经发现了父亲的听力存在一定的损伤，家里对这个情况都心知肚明。虽然每次母亲都会抱怨父亲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太大，但每次也都是由着父亲去了。
而粉尘，则是父亲现在的一块心病。自从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父亲就一直在关注着这个病，这个事，他不说，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矿井工作了二十多年，父亲当时却始终没有在意这回事。也可能是现在上了年纪，更加地知生畏死吧。我说，父亲在思想上虽然是个传统的小农，但这一点上表现的与却儒家出奇的一致：虽然知生畏死，更加在意的却是现世。父亲不是怕死，而是怕生者的事情还没有做完。
父亲在矿区得了个外号——“秀才”，这既是别人对父亲的尊重，也是一种调侃。凭借着一手在矿区还算出色的文章，父亲被调到矿办公室做文员。虽说工资少了，但是工作内容却发生了变化——从每天与炸药矿石打交道变成了“咬文嚼字”，从出大力的变成了脑力劳动者。在这个岗位上，父亲仿佛又回到了做教师的岁月，工作的闲余时间，也可以用来读书学习，那段时间，我记得家里有不少的旧报纸与杂志。
然而理想终究败给了现实。办公室微薄的薪水终究无法负担起整个家庭的开支。母亲曾经是县城地毯厂的一员，在90年代的下岗大潮中地毯厂倒闭，为了生计，母亲不得不辗转去过几个工厂。当时的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直到大学后才明白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是那么的渺小与不堪一击。在我小学时，父亲就交纳了数额不菲的择校费，我才拥有了到县城最好的小学上学的机会。而初中我甚至是在同学开学之后有两周时间面临无学可上的境地。我还记得小时候，为了补贴家用，父亲甚至去献血——仅仅是为了那300元钱的献血补贴。
父亲最后还是回到了矿区，做了一名车间统计员。与矿井下凿岩组相比，不会与矿石和炸药直接打交道；与办公室相比，少了文字类的工作，多的是矿区的账目。父亲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父亲和我说，在职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经过手的账目与现金两千多万，没有出过一笔差错。我也记得，每个月临近发工资时总有这么几天，父亲坐沙发上，茶几上是一摞摞摊开的账目，上面压着一个旧计算器，在烟雾缭绕的昏黄灯光中，直到第二天的黎明……
父亲在2011年离开了金矿，前往上海，而在这期间也回过老家做过一段时间零工。我们村子以盛产花岗岩闻名，曾经满目疮痍的山丘都是花岗岩工地，将岩石爆破后，切割成条状，依靠人工一点一点穿凿、打磨，最终做成台阶似的模样。父亲做的零工，就是打磨石头的石工。那段时间，父亲回家，奶奶心疼的说不出话，满头发的石尘、浑身的尘土，甚至比在矿井下还多——毕竟矿井下还有地下水边凿岩边去尘，阳光暴晒，整个工棚都是叮叮当当锤子与凿子敲打的声音。即便这样，收入依旧不甚乐观。
于是，父亲选择了在过了不惑之年之后，毅然决然地独自一人前往上海。岁数大了，文化水平又低，在上海路也不好走。父亲后来告诉我，最艰难的时候，只能去超市买临期食品，即便是方便面，也要一克一克地比对着看哪家的面饼更划算。我不知道父亲给我讲述这些往事时是一种什么心情，生活生活，生下来，活下去，就是这样。
现在问父亲，上海的生活怎么样，父亲会嘿嘿一笑。在经济上宽裕了之后，父亲重新拾起了笔杆子，这一次，不再是为了工作，而是重新拾起了自己曾经的梦想。父亲和我说，老了，累了，工作也忙了，写东西也不比从前了。祖父祖母也已经八十高寿，父亲想，退休了就回到老家，现在社保全国联网，上海缴纳的回山东也一样用，比起现在在上海每两年才回去过一次春节，平时又不能在父母膝前侍奉的情况，父亲想，回到老家去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生在普通家庭，长在普通家庭，过的也只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所希望的也只是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人生。然而《孔子家语》中说，“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我想，父亲就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