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生于一九三零年农历七月二十日，殁于二零零六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享年77岁。父亲离开我们的13年来，老人家只能出现在我们儿女的梦中。
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和毛笔字，拨得一手叮当响的算盘，撰得一手实用的好文章，但他不能算个真正的文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父亲只读过三年私塾，穷得没有更多的深造机会。但勤奋的学习态度和聪慧的头脑，使他成为前后村里有实力的“文化人”。父亲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三，因辈分较高，一般同龄人都称呼他“三叔”、“三爷”，只有少数平辈人喊他“三哥”的。这样的称呼不仅在本族，连前后多个村的外姓邻里也习惯这么称呼他。也因此一些“文化”上的事，都有求于“阿三”，父亲总是乐于相助，从不推辞。
父亲自己也有信心认为是个文化人，所以他虽然出生在农民的家庭，但却奋力挣脱过耕田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追求着与文化相关的工作目标。做过村里的文书，合作社里的会计、工作组下派干部、乡村医生……当然倒霉的时候也自谋职业，做些“投机倒把”的小买卖，成为早期的“经商人”，如做油条麻花卖，编织绳索卖等等。
01
酷爱工作
父亲很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十分忠诚。记得我老家大门两边的外墙上刷了永久性水泥对联座：上联是“日从韶山出”，下联是“世界一片红”；大门也涂上红漆条联，黑边黄 字：上联是“永远忠于毛主席”，下联是“海枯石烂不变心”。是的，父亲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落实在行动上的，始终“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支部会一次不缺，写心得一篇不少，发言稿人人称赞，做工作个个竖大拇指。他也经常教育我们：“要行得端，走得正，永远跟共产党走。”
他一生以工作为重，不管分配他做什么，都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住宿，以岗为家，“三过家门而不入”。父亲下派到牛王庙村的时候，我还小，估计四五岁的样子。那时缺吃少穿，妈妈每天在队里出工干农活，回家还要照顾我（我每天都是一人被锁在家里的）。生产队食堂里的稀粥和糠粑总是那么少，母亲和我从来没有吃饱过。吃糠粑肠胃不畅，也没有油水，大便常常拉不下来，总是妈妈用小棒帮我一点一点剔出来。每当看到我吃糠粑结肠又面黄肌瘦的样子，妈妈就说：“奀，你到你yaya（二声，我们这里有不少人用这样的方言称呼自己的父亲，我也是。）那里去吃两餐吧。”于是，我一个人穿山越岭，走七八里山路去找父亲。其实每次心里都害怕极了，眼睛总是不停地朝山路两边的树林里张望，生怕跳出来一只豺狼。但因为有吃饱的期盼与动力，所以每次还是义无反顾欣然前往。找到父亲所在的牛王庙，在那吃几餐饱一点的饭和粥，等到待两三天不结肚子了，父亲又送我出村口，边走边叮嘱要听妈妈的话，然后我独自回家。他没有时间送我回家，继续废寝忘食地工作。
02
被迫经商
父亲的身体不太好，一生总是病殃殃的样子，胃病是主要根源。曾因为胃溃疡大出血，我陪他去合肥住过院。正因如此，他更不能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因为那场大病，父亲失去工作了，因为那不是“铁饭碗”，而是集体工。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出工，生产队里总是找钱，生活特别困难。父亲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因以前在合作社工作的时候，当时一个姓王的叔叔就是在合作社里做油条、麻花卖，他和父亲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当生活的重压无法释然的时候，父亲想到了做麻花卖。说干就干，他在家里支起了炉灶，为生活的延续做起了生意，父亲做，我卖。开始做出来的麻花样子不好看，三根胚子粘着，吃起来也不香脆。但父亲善于琢磨，几次下来，麻花有模有样也有味了。我在家是个乖乖儿，父母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讲价钱。那时应该是六七岁的样子，每天挎着一个竹提篮，上面是父亲写的一条毛主席语录：穷则思变。父亲叫我怎么卖的同时，规定麻花的价格底线是一毛钱四根。我走村穿巷，更多的时候是在长铺街上卖。当时街上还有一个洪姓老头卖，他是洪家大屋人（街西郊），熟人多。我一个腼腆的男孩，却要在生意场上“斗”过他。开始，一天下来，我总卖不了多少，晚上回家，父亲责怪的同时又告诉我，价格可以灵活一些。这下我知道了，洪老卖一毛钱三根，我就卖一毛钱四根；他卖一毛钱四根的时候，我就贱卖一毛钱五根；他卖一毛钱五根，我就卖一毛钱五根还可以欠账。这样，一般的时候，麻花是可以脱手的，为难的是晚上回来要跟父亲回忆一天的欠账。若干年后，我和洪老见面了都热情打招呼，卖麻花使我们成了商场上“竞争者”和“忘年交”。
后来生意扩大了，除了卖麻花，还卖油条、油饺、瓜子，父亲还跟我一起挑着箩筐拿着盘秤收鸡蛋卖。父子俩走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横山脚下的那些村子，每到一个村子，父亲走东边我就走西边，父亲走南边我就走北边，然后聚首再去下一个村子。有的村子里有恶狗，一上来就咬住衣服，或是爬到背上，我不知被这些可恶的家伙吓了多少回，它们也知道欺负穷人。每当我哭着向父亲诉苦的时候，父亲总是说：“别怕，男孩要勇敢些！狗来的时候，你拿着一块石头在手里举着不动，狗就会后退的。”就这样，父亲和我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总算改善了一些家里的生活。
后来我上学了，父亲还自己编绳子卖，绳子是用方言名“盛茂花”的尖刺叶捣捶后洗净晒干的丝编的，这种丝也是我星期日的时候拿大木槌捶的。我家里的房屋前后种了很多这样的盛茂花，供编绳子用。同时父亲还用这种丝织成的细绳子结高粱穗杆扫把卖，也能赚几个钱。尽管现在处处是商，但当时卖绳子卖扫把的行为是政策不允许的，属于“投机倒把”，有人管理。但父亲认死理，不承认卖这些对国家有危害，不承认做了党员不应该做的事，因此父亲受到过分管领导的批评教育。
总之，被生活所迫，父亲把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使一家人的生活得以苟延残喘下来。
03
“赤脚医生”
父亲由于自己病得不少，因此久病成良医。他以前从没有专业学过医，而是靠自学，在林畈村村部租房，做起了“赤脚医生”（后来叫乡村医生），一干就是十多年。开始是一个人独立做，边学习边探索边实践；后来村里组织成立了医疗室，三四个人一起经营；再后来又分开了，还是各自独立做。不可否认的是，经父亲的手，还真医治了不少的病人。有些很危急的病人，被家人半夜三更推开诊室的门，父亲总是热情接待，及时诊治，从不收高费。不少的病人好了以后还给他送了“治病救人”的锦旗。父亲还教会了我打屁股针和插静脉针等“护士”的基本功，有时他忙不开，我得空也能给他帮一些忙，拿着药水到病人家里去帮插针，我会骑自行车他不会，因此也为他节省了不少时间。
在行医期间，基本还是算顺利的。但他也吓倒过一次，那就是我有一次得“疲寒”，这种病多年没有人得了，但我却是每年一次，与双抢热人洗冷水关系极大。当时的症状是身上冷，头发烫，我赶紧从家里骑车到父亲那里去打针。根据以往的经验，连续用两天药就会好的。这次父亲同样用药，但不知道为什么，刚打了针人就颤抖不止，极其难受。我以为要死了，甚至在做后事安排，向旁边的人交代我孩子们的事，特别交代了贺儿在程店初中的学籍，庆儿想法子也要读大学。父亲还是非常冷静，立即安排车子送我到长铺中心医院。刚到医院不久，人还没下车，病床还没安排好，我不冷了，不颤了，人一下子感觉全好了，直接回了家。但事后父亲说，这一次的反常情况，实在把他吓得不轻，多年后还经常提及。
应该说，父亲的生活压力减轻，是在这一段时间。孩子们慢慢大了，也陆续分家了，各自独立生活了。父亲对个人生活要求不高，但一日三餐很有规律：早上自己蒸一两个馒头，熬点稀粥；中午吃米饭，一个素菜，一个荤菜即可；晚上吃面条，拌点臭腐乳。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走过了72岁。直到有一天，他真的觉得自己该休息了。于是，要求我们几个帮他搬回杨冲老家。树高万丈，叶落归根，yaya终于回家养老了。
04
父爱如山
父亲一生养育了五个儿女，虽然不说培养出孩子有多大作为，但在那个吃不上饭的年代，一家总算平安走过来了，就是很了不起的。父亲虽然不像母亲那样很细腻地在生活上去关心每个孩子，但想尽办法养家糊口算是恪尽父爱如山的职守了。儿女们也都读了些书，为以后的人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我是老大，了解父亲最多，跟他一起南征北战，度过最难关。我在杨冲小学读书毕业后，父亲没有能力把我读初中。就在这时，同屋一个同学的父亲跟我父亲商量，让孩子去程集中学一起读初中，学费再一起想办法，父亲同意了。于是在1970年的春天（那时是春季入学），同学的父亲送我们俩去读初中。机会来之不易，我十分刻苦，每学期的1.5元的学费都是靠得甲等助学金抵了，还剩0.5元。自己带菜，中午拿红薯来学校蒸，晚上回家住宿，基本不用什么钱。学习的三年里，虽年龄最小，但成绩优异，作文经常在学校黑板报上登出来。最后在班级70个学生中推荐30个上高中（当时是同学投票），我排名第二。但家里仍然穷，需要协助母亲在队里充当劳动力拿工分。无奈之下，父亲和我一起去班主任高长庚老师那里商量，不读高中了。高老师一再劝说、挽留、不答应。最后是找校长陈尚福才算答应了，从此回家务农。父亲看见我对农活并不感兴趣，每天闷闷不乐，就让我自己去找村领导求个事做做（他那时因“投机倒把”的事与村里的关系有点矛）。后来我自己四处奔波，当上了民办教师；再后来分家后发奋自学，考进了师范，才成为正式教师。
老二读初中时，父亲的身体更加虚弱，家里自然是更穷。已经交不起学费，以致老二入校49天没有发书，只得共人家的书读。初二的时候，那时电影放的是《打铜锣补锅》，被生活所迫，也受电影影响，后来老二初中没读完就拜表哥为师，去江西补锅了，也是吃尽千辛万苦。父亲对老二当时的境遇，是心有余力不足；对老二职业的抉择，属十分无奈之举。他总是心痛地在我面前说：“这是舍一块肉过江西……”随后长吁短叹。后来老二也定居在江西，一直到现在，也算苦尽甘来。
老三读初中的时候，家境有一点好转，但仍然很脆弱。老三读书比较聪明，各科成绩都不错，特别是语文，但第一年却意外没有考取高中或中专。后来考虑复习，我当时到乔木中学去给他找关系，学校也答应了，但复习还是没有成行。父亲认为多读几年书，还不如早点出来创业。后来老三不负父望，勤劳为本，自己一步步在家乡创业（唯一坚守老家的兄弟），发展较好，生活顺风顺水。
老四最荣幸，在五人中唯一读完高中。父亲也决心让他读出书来，实现他几个哥哥没有条件实现的梦想。老四文科功底很不错，那年高考时，父亲叮嘱我全程在县城陪他。考试第一天中午，我买了个大西瓜，等他一下考场，我们就在他住宿的地方吃瓜聊考。万万没有想到，下午他的肚子坏了，拉稀。第一次高考失利，不知是不是知识功底尚有欠缺，还是因为拉肚子的影响，我至今心里还时有莫名的想不通。第二年复习，但还是没有考上大学。那时候他在同学中有个尊称外号叫“元帅”，是因为打架有名，还是因为其他而得名？不得而知。没有完成他承载的全家人的梦想，对父亲的打击很大。后来代课，经营网络。因网络技术娴熟，管理深得老板欣赏。只是生活有点坎坷，可能需要迈出一步。
老五是小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书只读了小学，也许是因为几个儿子都没有读出书来，加上她自己也不太愿意读，就辍学了。映像最深的是她小时候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在长铺医院住院，父亲和我日夜守护着。虽然诊治了多天，还是不见一点好转，瘦得皮包骨头。有天晚上十分危急，当时我把医院里最出名的潘院长和高医师都请来了，他俩合诊后叹着气，摇着头，劝我们别花多余的钱，早点出院。父亲对我说：“奀，看样子，你妹今晚可能不行了。”父子俩抱头痛哭，抱着妹妹一夜无眠。天快亮了，我说：“yaya，我们不出院，我们都喜欢妹妹，一定要救妹妹！”父亲默默地点点头。说也怪，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完全康复了！父亲脸上露出了长时间以来少有的笑容。妹妹现在旅居福建，女儿也大学毕业了，儿子初中在读，日子过得不错。
对几个孩子，父亲根据当时家里的具体经济状况，以读完初中为大致目标，我们都是理解的，毕竟钱对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是那么无情的吝啬。他也以自己羸弱的身躯，尽到了一个父亲应尽的最大责任。
父亲的一生在外面时间多，在家里时间少，打理家事都是靠勤劳的母亲。他晚年从乡村医生退休回家后，才和母亲一起生活了最后的几年，他们相濡以沫，相互依存，过着与世无争儿女欣慰的生活。
对父亲有两个遗憾。第一是人生大事：他生前一有机会就跟大孙子庆儿下象棋，非常想在临终前抱上曾孙，多见一代人。但没有如愿，大曾孙迟到了3年多。当然后来只要回老家，孙子、外孙都会及时去墓前给公公磕头。第二是生活小事：父亲后一段时间自己走路吃力，要理发都是我用自行车带着他去长铺街上理。最后一次他要我带他去理发，恰逢我学校大检查特别忙的时候，我说等两天会回去。可是，当我忙完回去后，父亲就已经坐不起来了，看着花白的头发和胡须有点长，已经没有机会理了，我的心在滴血。早知这样，我当时再忙也会丢下手里的工作带父亲理个发，让他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离开这个世界呀！
父亲的一生是与“穷”斗争的一生，大多数的时候都在为生计担忧。去世前，他指着枕头下的一件旧衣服，我拿出来没看见什么。他捏捏衣角，示意剪开。我剪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叠钱！父亲省吃俭用，用他一生最大的能量积攒了九千元钱。对他来说，虽然毕生没有成为“万元户”，但积这个钱数也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含着泪水，接过钱加进了父亲的葬礼费用。但愿用上他自己的汗水钱，在另一个世界不再愁温饱，致富前行。
父亲离我们去了，13年来，他的儿女们有多少心里话要跟他说，有多少生活的苦恼向他求助，也有多少幸福的时刻想与他分享，可是，可是，父亲不在了，父亲永远不在了……现在兄弟姊妹天各一方，我客居深圳，想念时，只能对着家乡的方向默默地念着：yaya，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