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见识过百年风云变幻的地方，却成了最为幽默的城市；这城市，在幽默中成就了世界排名前六位的大港口和人均GDP连续十几年居于国内前列的业绩；这城市，也发生过并不幽默而是儿戏酿成的惨重爆炸事件……海河水流淌着，奔向几十公里外的渤海湾。多少年来，大城小民们依旧惬意着，悠闲着，恬淡着；我倒想起了《空城计》里的西皮唱腔：“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这韵律，何其华美洒脱！笔者曾在多年前撰写5万多字的系列散文，试图诠释这种兼具西洋文化与小市民特色的“平民文化”现象，发表于《天津老年时报》、《天津青年报》、《华商时报》、《澳洲汉声杂志》等，并为多家纸媒转载。现择其部分，首发于微刊，供读者评鉴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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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浸寓公来
李锡文
坐落于和平区成都道上的苏易士西餐厅，过去离着单位很近，是我们年轻人常去的地方。这家相当地道的西餐厅，为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之女袁家倜所开办，袁家骝题字并多次光顾。天津有不少这样的西餐厅、酒吧或咖啡馆。
入夜，延绵数公里的解放北路华灯齐放，两侧的哥特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的西洋建筑华美典雅，异彩纷呈；笔直的罗马柱，或粗犷，或精致，矗立在街边，向人们述说着这座城市很久以前的辉煌与悲怆。
天津和我国其他地方一样，深受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同时，天津又是在近代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过程当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受西方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影响较深，留下了殖民地的烙印。经历了华洋杂处、中外交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气息相当浓厚。因而，不论是封建文化还是殖民文化，在天津人身上都有明显的痕迹，传统与开放、规矩与散漫都是同时存在的。
在很长一段时期，天津从城市面貌到人们的生活方式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洋气”的。“洋气”，显然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致。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文化很早就对天津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始终伴随着天津发展的脚步。这里，我们鞭挞西方的殖民政策和侵略行为，也客观看待西方文化对于文明的推动作用。
历史的耻辱——八国联军自天津登陆，进逼北京。这是各国联军的首领。
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国当局在海河西岸的紫竹林（现和平区小白楼一带）设立英租界，起初占地460亩；紫竹林以北的地方，被划给了法租界。英租界经过后来的三次扩张，发展到6149亩。他们在中国的地盘上建立了工部局、维多利亚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跑马场、天主教堂等。此外，法国在天津的租界占地2836亩，日租界2150亩，德租界4200亩，意租界771亩，俄租界5474亩，美租界131亩，奥租界1030亩，比租界740亩。到了20世纪40年代，天津租界的人口达到25万人。列强在天津的租界地，是旧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租界，仅仅一个城市里，竟然布满9个列强国家的租借地，也是旧中国任人宰割的生动写照！央视报道说：这种状况，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外国侵略者在肆意掠夺财富、蹂躏人民的同时，通过在天津建立统治基地、兴办金融和实业、进行宗教和文化渗透，将西方文化带到了天津，带来许多新的东西。比如建筑，著名的“小洋楼”就是列强的遗留物之一。天津的洋房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风格多样，代表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国家的不同建筑风格，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前不久意大利驻华大使在考察了位于天津海河北岸、修建于20世纪初期的意式建筑群之后说：“这里是意大利在海外最集中的、最大的、保护最好的风情区。”
早在1900年前后，天津人就开始使用电灯、电话、电报，并乘坐电车行驶在现代“马路”上。从1906年天津出现有轨电车，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市内电车的运行线路总长达25公里，电车成为那个时期天津人的重要交通工具。
洋人的吃、穿、娱乐、文化艺术同样对天津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如吃，天津人从洋人开办的餐馆学会了吃西餐、做西餐，西餐对天津人的饮食习惯和地方特色食品的改良也产生了影响；在穿上，人们追随新风，仿照洋人，男人穿西装、领带、皮鞋，取代了长袍马褂；女人们穿裙、裤和高跟鞋。在民初之后的很长时期，天津街头的服装呈现古亦中亦西、中西结合、古今并举、中外并存的斑斓色彩，既有西装、中山装，也有马褂和旗袍。人们还不时看见“中西搭配”的穿戴：里面穿西服裤子，外面是考究的绸缎长袍，脚下蹬一双锃亮的皮鞋，头戴礼帽，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
在文化上，电影、话剧、赛马、游泳、滑冰、足球、教堂、圣诞节等，都使人们耳目一新，文化娱乐活动更加多姿多彩，宗教信仰多元化。天津最早的电影院——“权仙电戏院”就是1906年在法租界开张的；民国以后电影院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集中在外国租界。天津的赛马场最早始建于英租界，1901年英国商人以德璀琳花园为中心，修建通向马场的道路（今“马场道”），1913年完成扩建，在春秋两季定期举办赛马会，发行彩票，成为当时津门重要的商业和娱乐活动。
西方文化的广泛渗入、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使天津人很早就见识和体验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北方得风气之先，莫若天津”，天津成为我国北方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城市。这种影响，至今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这座城市在与国外文化的融合中获得了发展。
天津历来是外国人在中国的主要聚集地之一。过去天津的租界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传教士和外交官，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交际圈子，也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着普通中国人所没有的特权。至今，天津仍然生活着许多外国人，现在常年居住在天津的外国商人、留学生、专家学者以及务工人员至少有十几万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成都道的咖啡馆里，在友谊路的国际风情街上，在繁华的商业区，在天津开发区，在普通的居民区，随处可见外国人的身影。如今的中国已是今非昔比，外国人来此，遵守我们的法律和秩序，我们热情欢迎；否则，Goout，please！
从清末开始，天津租借地以及特殊的环境，引来无数权贵来此定居。以翻译《天演论》著称的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从1880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开始，到1900年离津赴沪，在天津生活了整整20年；经历“戊戌变法“的梁启超，流亡日本返回国内后，也寓居天津的意租界（今河北区民族路），在此著书立说，影响巨大，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新的巅峰。
严复、梁启超是天津籍人士吗？非也。他们是天津的“寓公”。
天津是个移民城市，600年以来，外地的人们不断移入天津，在天津创业，在天津生活，直至终其一生。他们先是寓公，后来就成了这里的主人。因而，有时“寓公”与“原著民”也难以分清。
天津最著名寓公的成批到来，始于清末民初、盛于20世纪20~40年代。因何“著名”？数量多，更主要的是“层次”高。先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赶出了北京，溥仪率“朝廷”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来津“避难”，梦想建立复辟的基地，以图东山再起；接着，失意政客、下野军阀、官僚买办、文人学者，也纷纷来到天津。到天津充当寓公，建洋房、置沃地，是那个时期颇为“时髦”的一件事。天津靠近北京，生活在天津，北京的风头风声全听得到看得见；尤为重要的是，天津有9国的租界，躲进租界，基本上就等于进了“保险箱”，生活也会安逸起来。民国的五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还有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唐绍仪、靳云鹏、张绍曾、潘复、熊希龄、颜惠庆、朱启钤、顾维钧以及各部的总长、次长、各省的省长、督军等，离开了政坛后，都先后来到天津做了寓公（严格意义上说，徐世昌、曹锟等人不是寓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天津人），有不少人在天津度过了晚年。至今在天津的一些老胡同里，还能听到老百姓讲述当年寓公们的生活故事。
这是一些特殊的人物、特殊的阶层。
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这些上流阶层的寓公，给天津带来了什么？对天津的社情民风和城市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这里，我只是想做这样的简单表述——带来了中西各种风格的建筑、带来了不同风味的饮食、带来了贵族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额财富、带来了多元的思想和文化。
比如说，许多寓公在天津投资房地产和工商业，建造了大量形态各异的小洋楼，使得天津的小洋楼形成了更大的规模，同时促进了天津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我原先的单位，就是在一所小洋楼里办公，那便是曹锟所建，解放前由其女曹士英长期居住（本人已有文详述）。还有，这些寓公们大都是当时中国的“暴发户”，腰缠万贯，下野后无所事事，日日酒食征逐，使天津变为富豪的消费中心，这推动了饮食技艺的提高，提升了天津饮食文化的层次。
当年叱咤风云的寓公们，如今早已同那个时代一起，随风而去，但这块土地上却留下了他们长长的带着伤痕的身影。这身影使后人感到痛苦和辛酸，也迸发出奋起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