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天，我上小学五年级，父亲被调到牛吴小学任教导主任，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带我转学到牛吴小学，随他一起生活、学习，我在那里度过了一年难忘的童年生活。
牛吴村在我村东南方向，距离我村大约七八里路，中间隔着罗庄村。从我村东南石桥出发，一直往南约三里，到达罗庄村，然后在罗庄村东口折向东，一直就是牛吴村了。牛吴村西道路两旁是茂盛的梧桐树林，夏秋时节，林荫蔽日，令人神清气爽。那时候，这条道及经过牛吴小学前边的那条羊肠小道，是到姑母家的必经之路，幼时去张秋镇姑母家曾走过几次。
牛吴小学，在牛吴村的东南角，是一所开放式的学校，当时还没有院墙，几排教室，一排办公室，坐落在棉田、枣林中间。绿油油的棉田，里面开满了红的、黄的花，有的棉桃已经咧开了嘴，校园里散乱地栽着枣树，枣林里枣子开始泛红，像挂满了红星星，既像果园，又像花园……
父亲的办公室在西边一排的最东一间，迎门是一破旧的抽屉桌，桌子东边是用木板架成的床，床的南头是一个大八仙桌子，上边放着学生的作业，下边是一口盛满水的大缸。门的西边是柴油炉和小厨桌，朴素、简陋。对门的是后窗子，窗后用砖头垒着；开门则一片葱绿，校里的棉田棉花长势极旺，红的、黄的棉花花点缀在绿波中，象一首别致的诗。
到了新的地方，新的环境，什么都新奇。开始，教语文的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姓杨，是个代课民师，额头皱纹好似刀刻，嘴巴上几缕山羊胡子，眼睛上戴一副近视镜儿，像个老学究，显出很有学问的样子。他教课很认真，管学生很严，学生都很怕他，可没过多久，民师下放，他被下放回家，全班同学无不失声痛哭，我也落了泪。后来，听同学们说，常见他骑一辆破自行车，驮一粪筐往来于西边公道上，悠然自得，倒也自在。
杨老师走了之后，便换了一个中年男子教我们语文，并且当班主任，他就是白清昌老师。那时，他大约有四十多岁，很瘦，爱抽烟。也很自负，但因为学识渊博，令人不易察觉。他的毛笔字很好，对写字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我们人人建立习字本，天天练字。他还要求我们每人建立一个日记本，每天都要记日记。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是练习毛笔字，二是建立日记本，每日写日记。白老师对我很赞赏，经常指导我写作文，探讨好的文章。他告诉我，要注意观察，多加练习，多读经典文章，多背经典诗词。他很赞赏我的作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爱上作文的，从而，为我以后迷恋上文学打下了基础。后来，我结婚时，他还带了笔墨到我家亲自为我书写喜联。
秋后的一天。刚才还是天空碧蓝，万里无云，眨眼间，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校园棉田里刚拔了棉柴，蓄了满满一池雨水，忽然“哗”地一声，泥墙倒塌一大截，浊水喷涌而下。稍歇，雨过天晴，虹出东南，好似一座彩桥。我跟着父亲及几个老师谈笑着，评论着……次日，全体师生和泥、垒墙，白老师布置我一篇作文，题目是《垒墙》，我既写了老师和同学们热火朝天垒墙的场面，还写了一些由垒墙生发出的感悟，写成之后，在班上成为范文，争相传阅……
教数学的先是杨庆喜老师，二十来岁，个头不高，但很有男子汉的魄力，他是班主任，班主任有班主任的威严。因为他管得严，上自习课，班里学生没有一个敢捣蛋的，怕他从后窗看见挨揍。后来，他考上了阳谷师范进修去了。
接下来换的数学老师武广友，家是阳谷县安乐镇的。他的年纪和父亲差不多，对我颇为偏爱，经常搞来一些刁钻古怪的竞赛题让我做，以开拓我的数学思维能力和计算能力，在他的教导下，我迷上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在期末一次数学竞赛中，我得了全公社第一名。
武老师有一台录音机，很多磁带，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他的办公室里经常挤满学生，在那里听录音机里的歌曲，有些女同学还跟着录音机的旋律歌唱，有时他也给同学们录音。曾经给我录了一首诗、一支歌，只是，我普通话很不标准，五音也不全，录音机的质量也差，放出来的音相当难听——那诗是杜甫的《春望》，那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我与同学们相处得也很好，久不回家，一次回家，奶奶问起我那日的情景：“我去你姑母家，路过牛吴小学，知道你在那个学校里，看有几个小孩在教室里玩，就去问你，我说‘俺小国是在这里不？’门后头露出几颗小圆脑袋，‘嘻，老奶奶，那是您的小国啥？’”我听了，便知这是春奇和春江他们几个。
秋假看校，我乘月夜赶到校里，同学们都正在西边办公室里玩，兴致很高。白老师给我们谈学习，谈生活，谈理想，谈追求，他的文采很好，还取出他的上乘诗作念给我们听，当时党的十二大刚刚闭幕，大概是歌颂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的意思，和谐、押韵，我听着，以为妙绝。不知何时，我在书桌上昏然入睡。梦中惊醒时，他们几个已不在身旁。我披衣出门，听得校园南边枣林下笑声朗然，月亮在空中高高地挂着，洒一片皎洁的月光于其下，他们几个正在树上摘枣子吃呢。我忽然想起学校的“禁令”：摘一个枣，罚款一元，便大声朝他们喊叫，白老师走过来了，小声说：“他们看校很辛苦，摘几个枣吃是我允许的。”说着，悄悄地递给我一捧大红枣，告诉我：“你可千万不要告给你父亲啊。”……
秋假开学以后，每天晚上都上夜校，开始是用玻璃罩煤油灯，到后来统一配了汽灯，吊在教室正中央，感觉那光比现在的电灯还亮。有一次，听说邻村有电影，同学们都想去看，但晚自习是谁也不敢旷课的，于是，我便领几个胆大的同学去请示白老师。白老师问：“演什么片子啊？”那时正是《少林寺》在全国各地热映时期，也是我们日夜期盼的。我们齐声答曰：“《少林寺》”。他说：“好吧，《少林寺》好啊。你们都去看吧，学学少林和尚苦练功夫的精神，明天每人写一则日记交上来。”我们如得赦令，笑着、闹着、追逐着，一同去了。其实，那夜的电影不是《少林寺》，而是《杜十娘》，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换片子间隙，有一个同学跑来偷偷地对我说：“可不要乱跑哈，白老师也来看电影了。……”第二天上课时，大家便问白老师：“日记怎么写啊？”把白老师气得说不出话来……
村里有个退休老头，经常在桥头下象棋。每周六下午回家之前，我都要去那里呆上一两个小时，看他和人下棋，他也乐得教我，几次后，我便把“马走日，相走田，炮打隔山”口诀背熟了，也学会了初步的走法，父亲那副缺车少卒的象棋让我视为至宝，课余时间就和同学们厮杀，别着马腿也能往前冲。
一个冬日周末，阴云密布，父亲先回家了，嘱咐我下午放学就自己回家。可是，一个不服气我的同学早就给我下了战书，放学铃响，我们就在教室里厮杀起来，一局未完，天暗下来了，下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地面就变白了，同学回家了，我却发起呆来。天黑了，下着大雪，路又滑，七八里路，看样子，我回家是不可能了。回到父亲办公室里，自己为晚饭发起愁来。锅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缸子里有一把白面，几头生蒜。我自己点着了柴油炉，往锅里舀了水，把面粉在碗里搅成面糊，开锅后下到锅里，把那几头蒜都煮上了。虽然糊了锅，但我吃上自己做的晚饭。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带着馒头、咸菜等食物，步行赶到了学校里。
父亲教我历史和自然常识两门课，每次上课，课堂提问是最让人头疼的事。一般情况下，他不提问我问题，可是如果第一个同学回答不上来，或者回答错误，我可就在劫难逃了。我如果回答不上来，一节课就要站着听之外，放学后吃饭前还要提问，直到我回答完全正确为止。
父亲是小学的负责人，他的人缘很好，大队领导及学生家长都对他很尊敬。有张姓远房亲戚家里有个小菜园，经常给我们送些萝卜、白菜来，我从内心感激他，还有的学生家长在小河里摸了鱼，给我们送来一小碗。我到代销点买豆腐乳，人家知道我父亲是学校负责人，除给够块数外，还要多给舀两勺汤。卖豆腐的来了，买过豆腐，一般会给我们再留下一份不要钱的豆腐渣。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人间亲情的美好。
临近春节，大雪纷飞，校园里满园白雪，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老师们和同学们纷纷拿起扫帚扫雪，干得热汗直流，我和同学们堆雪人、打雪仗，亲情友情同学情，非常难忘。
1983年春天来了，我们为了升初中，更加刻苦地学习，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父亲给我订阅了《中国少年报》《集邮》《红蕾》等报刊杂志，开阔我的视野；我们曾排着整齐的队伍去村子各个街道宣传计划生育，我带队，负责喊口号，我喊一句，同学们跟着喊一句；春天，我们几个尖子生曾代表牛吴小学到十五里元完小参加公社抽考，为一道题的解法争得面红耳赤；春天，我还参加了十五里元联校组织的演讲比赛，参加了《红蕾》编辑部主办的征文大赛，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就是童年的我，幼稚，天真，但又充满灵气。
很快，一年时光飞逝而去，留给我珍贵而难忘的回忆。1983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十五里园镇罗庄中学，告别了我稚幼、天真的童年。
【作者简介】耿仁国，山东省阳谷县人，政府科局职员，文学爱好者，曾在《中国电视报》《农民日报》《齐鲁晚报》等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歌、小说数百篇（首），在全国诗文大赛中获过奖，与同乡文友结集出版诗文集《井香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