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怀旧

　　作者：李遇春

　　中国人向来就有怀旧情结。早在《尚书》里便流传下来了“人惟求旧”的古训。不过，同是怀旧，由于时代不同、语境不同，怀旧的内涵也各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心理裂变，怀旧情绪弥漫一时。九十年代的文学怀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政治怀旧，以红色经典的流行为标志;一种是泛黄的城市怀旧，以海派文学的风行为特色。前者是政治性的，后者是消费性的，二者互相渗透，彼此合谋，政治怀旧消费化，城市怀旧也染有了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色彩。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文坛中似乎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怀旧热。虽然红色怀旧和城市怀旧两股文学热潮迄今并未消歇，但显然已是强弩之末，新的文学怀旧将更多地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尤其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心理皈依。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怀旧不是指个体的生命怀旧，而是指群体的文化心理取向。文学怀旧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症候，其中隐含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密码。我以为，朱文颖的小说《贾老先生》正属于隐含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密码的文化怀旧小说。朱文颖是以海派城市怀旧小说成名的，她的小长篇《高跟鞋》即带有浓烈的“城市小资”色彩。但这篇《贾老先生》显得有些不同，同样是怀旧，不过不再是那种时尚的现代都市怀旧，而是变成了古典的文化怀旧。作者用细腻温婉的笔触，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充满了古典韵味的诗境。而在这个古典诗境中，一个传统的儒家夫子的暮年心境被刻画得深切入微，沉重中浸透着空灵，飘逸中散发着忧郁。贾老先生的儒生姿态就这样在小说中被定格成了一个浪漫而苍凉的文化手势，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感伤。

　　晚年的贾老先生独居在一幢临河的青砖旧洋楼里。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形态。他有儿女们送的手机，但从来没用过;他去过一次超市，但嫌嘈杂拥挤，就再也没去第二次。他只喜欢去闹市中的碑林，碑林的浓荫深处有一个小茶室。他去茶室的路线常年来几乎是固定不变的，他谨小慎微的走路姿势甚至也是固定不变的，连他在茶室喝茶的座位也是固定不变的，他喝的茶永远是固定不变的炒青。他有意无意地拒绝着自己所置身的这个日益现代化的城市，同时也执拗地固守着自己所喜欢的那种有规律的节奏缓慢的古典生活方式。年轻时候当过私塾先生的贾老先生是一个做人规矩、作风正派的典型儒生，他的人生规则是典范的儒生的规则，优雅、谨慎，不怒而威。他理想中的人格，就如同他脚底下的方砖，方方正正，具有规则的形状。他喜欢直线，不喜欢曲线，骨子里透露出儒家文化性格中的刚毅。

　　但在这个喧嚣多变的商业化时代里，暮年的贾老先生显得是那么无力，面对现代化的步步为营，他只能退守到边缘化的小茶室里。他沉醉在小茶室的怀旧氛围中。他生活在记忆而不是现实里。他喜欢静静地欣赏那个女服务员的侧影，因为她的侧影有一种古代仕女画的安详和忧郁。这个女子让他想起故去的妻子，他对她的欣赏隐含了浓厚的怀旧情绪。所以，当女服务员看流行小说时，贾老先生会暗中生闷气，而当女服务员喊他“贾老板”时，贾老先生终于大为光火，他甚至气愤得一时违背了自己的儒生规矩，少给了女服务员三块茶水钱。女服务员不仅无意中破坏了贾老先生心目中完美的怀旧情绪，而且无意中侵犯了他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儒家文化人格的自尊。然而，儒家理性恢复后的贾老先生又深感自责，他为自己违背了儒家的道德诚信而愧疚不已。可是当他找机会把钱补偿给女服务员时，后者的冷静中似乎隐含了一丝轻蔑，这再一次地伤害到了贾老先生的人格自尊。而对于贾老先生给她送花的举动，女子则干脆斥骂他“老神经病”，这终于让贾老先生的文化自尊和理想人格彻底崩溃了，他只能痛苦而绝望地逃回到那个青砖洋楼的老屋里，然后在黑暗中独自咀嚼无边无际的生命孤独和文化悲凉。

　　贾老先生的怀旧是最后的怀旧，这种怀旧美丽而痛苦、浪漫而绝望。作者既写出了贾老先生怀旧的诗意，同时也并没有回避这种怀旧的不合时宜。作者对传统的儒家文化及其人格是仰慕的，但情感的仰慕并没有代替理性的审视。如果从现代启蒙理性来看，贾老先生显然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一个拒绝现代文明的“套中人”。但作者既没有选择五四的启蒙文化批判姿态，也没有一味地迎合时下的文化保守热潮，而是在情感的沉潜中滋生了理性的认知，从而最终还是宣告了文化怀旧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