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景林
父亲是山，母亲是河，山水相依养育了我们7个兄弟姐妹。父亲大高个子,是庄稼院里一把好手，农活样样精通，还擅长木匠活儿，手艺好。听母亲说，1946年桦南建县后，在土改时我们家分到了房屋和土地，后来翻盖的3间泥草房，木工活都是父亲一个人做下来的。父亲做的木犁杖耕地特别好用，不少乡邻都请他做过木犁杖。
母亲身材高挑，18岁时由姥爷做主，嫁给了父亲。母亲是一位勤劳女性，听她自己说，结婚后她就和爷爷、父亲一起种地，点籽扶犁，铲地、收割，什么农活都干过，还会编筐窝篓。母亲心地善良，对爷爷奶奶可好了。我是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出生，从我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和爷爷奶奶红过脸，奶奶常夸母亲就像自己亲闺女一样。爷爷奶奶病重的时候，母亲一直侍候着，每天给煎药、喂药、喂饭，换洗衣服，晚上都要起来几次照看，昼夜休息不好，人都熬瘦了，直到两位老人先后去世。
因为父亲早年干活劳累，落下了病根，有了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由于过度劳累，身体更是一年不如一年，重活也干不动了，生产队就给父亲安排了轻一点的活儿。原先我们兄弟姐妹的学杂费，都是母亲提前攒下的，开学就将学费给我们姐弟几个人送到学校去，父亲有病后，母亲的负担更重了，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钱还要给父亲看病。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那年，母亲实在凑不够我们姐弟4人的学杂费，急的都哭了。那时我们村归属孟家岗公社，父亲心为了让我们上学，拖着病体去孟家岗公社，把家里的情况和公社李书记说了。李书记听后，给学校写了一张字条，说明了我们家的情况，让学校研究一下，为我们姐妹免费读书。父亲临走时，李书记还安慰我父亲，有什么困难及时提出来，尽量帮助解决。父亲拿着李书记的字条，到学校为我们办理免费读书，回到家母亲听说后，高兴的流下了眼泪。
转年八月，正是生产队麦收季节，也是学校暑假期。那时我们生产队没有收割机，母亲为了多挣钱，带着大姐跟社员到地里收割小麦，挣的是整劳力工分，我和二姐抱麦捆子码垛，挣半个劳力工分。母亲力气很大，和打头的男社员一样快，两人并驾齐驱，镰刀一挥割几下，眨眼间就捆成了麦捆子。老话说：庄稼活好学，头一气难熬。整个头一气是天气最热的时刻，母亲和打头的男社员，把跟着割地的男女社员甩出几十米远。母亲割完自己垄上的小麦，又回头帮我大姐收割小麦。就这样一连几天，眼看地里的小面就要收割完了，那天，要歇头一气的时候，母亲自己割完小麦又去帮我大姐割麦子。母亲一个人干一个半人活，由于过度劳累，没有割上几捆就晕倒了，打头的社员看见我母亲晕倒，急忙喊大家过来帮忙。几位女社员过来扶起我母亲，送水的二大伯赶紧舀起一瓢凉水，泼到我母亲的头上，母亲醒过来，被两位婶子送回了家里。
在食堂做饭的父亲得到消息，和另一位师父交代一下就急忙赶回家里，望着脸色苍白的母亲，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父亲有严重的胃病，后来连生产队最轻的活都不能干了。不犯病的时候，在家里只能干一点轻松的小活，母亲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一肩挑起千斤担子，一边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一边还要操劳家务，4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有些驼背，看上去就像五六十岁的人。尽管生活担子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来气，但是母亲没有谩骂，没有埋怨，没有责怪父亲和我们一句话。父母就这样辛辛苦苦将我们养育长大，一个个成家立业。
1971年父亲去世了，走完了64个春秋。我成家之后和母亲、弟弟住在一起，那时，我和妻子成了家里主要劳力，弟弟还在上学，母亲每天为我们做饭，洗洗涮涮，从来不抱怨，好像我们还没有长大。弟弟结婚后，母亲就和弟弟、弟媳生活在一起了。
1992年，操劳一生的母亲，在弟弟、弟媳精心照料下，安详的闭上了眼睛，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的父亲和母亲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用这简短的语言是无法诉说的。每当我们逢年过节祭奠两位老人时，总觉得做儿女的亏欠父母的恩情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