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作为具有浪漫情怀的诗人，总体上说是个乐观主义者，哪怕人生落入绝境，甚至身陷囹，他也相信光明，相信未来。“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遭受的一系列打击和迫害，尤其是妻子杜芳梅的惨死，着实在诗人心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自从与戴厚英相知相恋后，闻捷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心上的伤口也在慢慢愈合。他仿佛觉得自己的人生将展开崭新的一页，象征着希望和未来的新生活的曙光，已经在向他招手。
而戴厚英也同闻捷一样，对这段难得的恋情充满诗一样的想象和憧憬。
由此，两人积极筹划着组建未来家庭的计划和安排。返干校不久，闻捷和戴厚荑就将仔细斟酌过的一份结婚报告送交到掌控着干校大权的所谓“工军宣队”负责人手里。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报告递上去，操控着干校大权的工军宣队”把这个情况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予以高度关注。同时，又专门为此写了一份“简报”，上报给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以此邀功。
由此，在1970年年底，对诗人闻捷的又一次迫害降临了。上海的当权者们以诬告为依据罗织罪名，对闻捷进行了诬陷。对闻捷和戴厚英递交上来的结婚申请(当时男女结婚必须向所在单位申请，批准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不仅压下不批，反而一方面对闻捷进行大会小会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指责，另一方面打算采取组织措施，以工作安排为名将戴厚英调往外省边远农场，彻底将两位恋人分开没多久，戴厚英接到了远赴东北吉林某农场“接受再教育的通知。这种“棒打鸳鸯”的古老而卑劣的手法，竟然出现在2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不免让性格刚烈、激情如火的诗人既惯°又深感悲哀。但是，面对“黑云压城”的严峻政治形势和险恶处境，以及那批居心险恶的政治小人和打手类人物的刻意刁难和追害，闻捷和戴厚英这对恋人，也无力反抗，只能逆来顺受，“服从安排”。
在闻捷的劝说开导下，戴厚英做了赴东北的准备，尽管她心里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离开上海，离开热恋着的闻捷。动身之前，诗人闻捷打算跟返家准备行装的戴厚英一起回上海，到照相馆去照一张合影照片，以示永不相忘。可是，“工军宣队”那些人故意为难，突然宣布:闻捷不能走，必须在干校留下值班。诗人这次是真正愤怒了。他马上找到“工军宣队”办公室“我不能留下，小戴马上去东北，我要送送她送小戴?”“工军宣队”那位负责人阴阳怪气看了闻捷眼，似乎明知故间:“你们是什么关系?
他坦然地道我们是恋人正在谈恋爱。已经送交了报告，准备结婚。”
“那好，你看着办吧。”工军宣队那位负责人公然威胁说闻捷气冲冲转身离去。然而，当他把经过情形向戴厚英讲了细心的小戴深觉不安。毕竟，对方大权在握，又有上面撑腰胳膊拧不过大腿。她预感到将有灾难来临，马上对他道:“你当即去找他们，就说你愿意留下值班。
可是那些存心想整闻捷的政治小人和打手却不愿就此了事，他们正想趁机发难。“工军宣队”断我们也不要了。你就等着吧!”对他说:“现在你要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