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总是以乐观开朗的性格和诗人特有的浪漫情怀，来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以及降临在自己和家庭中的不幸和苦难。而且，他对可能再次降临的灾难也作了相应的心理准备。但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作家、诗人及广大知识分子的迫害之严酷惨烈程度，还是超过了闻捷及所有中国普通民众的预料和当闻捷好不容易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如狂风暴雨想象
的猛烈冲击，咬着牙关从残酷无情，从带有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摧残的批斗、游街等暴烈场景中挺过来，从似乎无休止的检查、请罪、“牛棚”关押中解脱出来，自以为可以稍稍喘口气，让自己和家人安宁片刻的时候，没料到更大的灾难却在悄在1967-1968年的“清队”背景下，闻捷又成了上海作协“清悄等着他
队”运动的首批受害者。而且，据说那些人整闻捷的相关材料逐级上报后，又受到一些高层领导的关注，指示要“继续深挖由此，上海作协造反派和已进驻单位的“工宣队”对闻捷的批问题搞透”。
斗、审查迅速升级，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也越来越多，性质越来越严重:“破坏样板戏”等，一顶顶帽子铺天盖地而来。1968年春，上海有关部门以“叛徒嫌疑”的罪名将闻捷逮捕入狱。
对诗人闻捷的审查、迫害升级，以致最后被捕入狱。其间包含着更深的也更险恶的意图。这就是，想从闻捷身上寻找到追害整倒原上海市市长曹获秋的突破口。原来，当年闻捷所在的“华北宣传队”隶属于曹荻秋任队长的“第五战区政治总队第八中队”。1939年，第八中队的中共觉组织被做坏，包括闻捷在内的10多名党员被捕，曹获秋也在被捕之列。“文化大革命”一开伙政治野心家想打倒曹荻秋(“文化大革命”时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工作)，取而代之，就千方百计想要将曹获秋打成“叛徒”定罪，彻底不得翻身。因此，他们一心想在闻捷身上做文首先将闻捷打成“叛徒”，再以此为依据和“突破口”，搞掉曹获秋。
然而，这番举动却给诗人闻捷造成家破人亡，妻逝子散的灾难性后果。
1968年春天，外滩江堤上一条新贴出的大标语赫然醒目:“揪出大叛徒闻捷”。这是原上海作协机关造反派刷出的。标语斜对面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是闻捷夫人杜芳梅的工作单位银行的造反派看到标语，立刻开始诬陷杜芳梅是所谓的“叛徒婆娘”，对之进行批斗、审查和迫害
闻捷的妻子杜芳梅是一个温柔善良、端庄而又倔强的陕北女子。原在西安银行系统工作，随闻捷来上海后，在上海人民银行担任中层干部。本来，她在自已的单位里已获“解放”，但此刻因诗人入狱又被重新“审查”。从小投身革命的杜芳梅，一开始并没被吓倒，不论大字报的攻击，大会小会的揪斗，还有一系列的人身侮辱，这位倔强的女人挺着，没有屈服，有的只是抗议与驳斥以及对丈夫的辩扩
不过，在丈夫入狱，批斗市讯加剧她又孤立无援的处境下，她最终没能挺住。
当年夏天，杜梅芳跳楼自杀，以死抗争死前，她留给三个女儿的最后句话是:“爸爸不是叛徒，妈妈也没有罪!”正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中的闻捷得知妻子的死讯，如雷轰顶。他难过地捂着自己的脸，泪水顺着他的手指缝渗了出来。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仍忍不住泪流满面力控制着目己，仍从此，诗人日见沉默，神情也更加憔悴苍老。多年来一直深爱着他的妻子，如今去了另一个世界。阴阳相隔，可自己却仍在狱中，失去了起码的自由!
1969年春，闻捷的大女儿赵咏桔、二女儿赵咏苹按当时规定必须上山下乡，两姐妹申请到黑龙江插队落户。离开上海赴北大荒之前，她们申请一定要见父亲一面。儿经周折，好不容易才获批淮，允许咏苹在临行前探望父亲。这时小姑娘才16岁。
在提篮桥监狱阴森的探望室里，在看守现场监视下，父女俩会面。女儿望着已成“四犯”的父亲张了张嘴，又看了旁边的监视者一眼，才用背书似的口气说;“……妈妈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姐姐、妹妹和我都要和妈妈划清界限…”
这是学校老师和居委会里弄干部教的流行口号式语言，为了尚在狱中的爸爸，为了她们今后的所谓“重在表现”，已成“另类子女”的小姑娘，不能不这样说。可是，她和父亲心里都明白，妈妈不是坏人，更不是“狗屎堆”。
终于，父女俩都沉默了。父亲脸上淌着眼泪，女儿也满是泪花。可贵的会见就在父女相对无言中一分钟一分钟过去。眼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时候，闻捷才用颤抖但很肯定的口吻对女儿说:“爸爸和妈妈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走资派。我们工作中有错误，但都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受了30多年党的教育
停了停，闻捷不顾监视者的脸色，叮嘱女儿说:“爸爸非常支持你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过去，爸爸经常下去体验生活，和工人同志心心相印，说话写文章才能受工农欢迎。是工农救了爸爸，养育了爸爸。
最后，闻捷眼含泪花，与尚未成年却又要远赴苦寒之地的女儿在狱中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