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列·马尔洛( Andre malraux，1901-1976)是著名的法国小说家、考古学家、艺术理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反法西斯战士戴高乐政府中的内阁部长，无论在现代法国文坛还是政界，都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马尔洛生在巴黎。四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投靠开杂货铺的外祖母。他中学没毕业就独立谋生，从事出版业，二十岁写出第一本诗体小说《纸月》。一九二三年，他去柬埔寨探险，在吴哥窟附近的丛林里发现一批古代雕塑，正待运回法国时被殖民当局逮捕投人西贡监狱。狱中生活使他体察到殖民地人民身受迫害的痛苦，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出狱后，他兴办《印度支那报》，谴责殖民主义的高压政策，主张建立法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文化共同体”。可是殖民当局连这种温和的主张也不容忍，这报纸只存在两个月就被查禁。一九二五年八月，他为购买字模前往香港，那时省港大罢工尚未结束，中国革命的高潮给了他很大鼓舞。回西贡后他出版了更为激进的小报《枷锁中的印度支那》，同时他参与发起了“青年安南”运动，据说他还在西贡华人聚居的堤岸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枷锁中的印度支那》)报由于财政拮据也没有维持多久。不久，马尔洛抱着“唤起民众，支极印支人民争取自由”的愿望返回法国。
回国后，马尔洛重操出版业，并且勤奋地写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三部以亚洲为背景的小说:《战胜者》、《王家大道》和《人类的命运》《王家大道》1930按其发表年代来说是三部中的第二部，部，就思想内容而言，却是马尔洛思想转折前构思的产物。主人公探险家培肯沿着旧时的王家大道在柬埔寨古老丛林里探察庙宇。他深为“人终有一死”所苦恼，为了证实自身的存在，他需要斗争、创造或者破坏，肉欲的恋爱也成了他“自我探求”的种手段。
《战胜者》(1928)在一九二五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的壮阔背景上，着力刻画了置身于革命营垒的几个人物。瑞士人加林主持改组后的国民党宜传部他与《王家大道》中的培肯同属于冒险家的类型，他探求自我的价值，视“行动为一切。但他搞的是政治冒险，把个人的探求与集体的运动联系起来。俄国人鲍罗廷是职业革命家，在他看来，革命就是一切。工人领抽、年轻的中国人洪，实际上是个恐怖主义者。这部名为《战胜者》的小说，虽然同情革命，但并没有塑造出省港罢工斗争的胜利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英娥形象
《人类的命运)(193)是马尔洛的“亚洲系”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这部小说以一九二七年三月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策划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这段历史为背景。不过正如小说题名所表明的，马尔洛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不是反映这段历史，而是通过几个主要正面人物在武装起义和随后而来的反革命屠杀中的经历，探讨“人类的命运”。
这几个正面主人公同《战胜者》中的情况雷同，除了一个姓陈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外，都是在华的外国人:清是混血儿，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加托夫是俄国人;海默里希是德国人。小说一开始，写他们这个工人战斗小组为准备武装起义而设法获得枪支。陈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他身上寻到预定要交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的合同。加托夫率领同志们去海轮上截获了这批武器。在起义爆发后的战斗中，陈率领一组工人纠察队，发挥大智大勇，经过激烈交战，攻克政府军一个据点。但在起义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国内外反动势力也加紧了阴谋勾结，在上海的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要求蒋介石镇压上海起义工人，并答应给以资助。于是蒋介石进驻上海，勒令起义者交出武器。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一味妥协退让。清和陈忍无可忍，前往武汉找第三国际代表团，反对交出工人武装。共产国际代表沃洛金声称当前力量对比有利于蒋介石，要尽可能推迟分裂，以便争取时间。清和陈不同意这种说法。清决定抵制这个错误的指示，回去抗击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挽救革命。陈则誓死暗杀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回上海后，陈抱着炸弹冲向蒋介石汽车，可是蒋并不在车中，陈行刺未成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久，清和加托夫相继被捕。清面对敌人的刑讯和诱降，坚强不屈，最后服毒自杀。加托夫被敌人活活烧死在火车头的炉膛里。清的妻子迈得知清牺牲的消息，挺身而出继承清的未竟事业。
马尔洛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家和他们领导的中国人民，他所描写的只是几个外侨和个别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身在革命队之中，却与革命大众若即若离充满孤独感;他们勇于牺牲，但这并非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而是为了通过死来自我肯定。不过尽管如此，小说《人类的命运》依然有它不可抹煞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从小说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事业深表同情，他歌颂气壮山河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对蒋介石血腥镇压这次起义的反革命行径表示愤慨，他无情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四…一二”事变幕后所起的罪恶作用，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有所针砭。这部小说不失为西方作家反映中国革命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人类的命运》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反响，同年获得法国最有声望的文学奖一龚古尔奖。法国文学批评界公认它是一部杰作。马尔洛也因此一跃而为法国文学的“二十世纪经典作家之
希特勒在德国一掌权，马尔洛就投入了反法西斯运动九三四年，他出任世界争取释放台尔曼和季米特洛夫委员会主席，参与建立全国反对反犹太主义同盟，他还访问了苏联。在积极而又频繁的政治活动中，马尔洛的政治思想也演进到新的高峰。一九三五年，他写了中篇小说《轻蔑的时代》，讴歌德国共产党人在法西斯统治下进行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监狱里表现出的团结友爱精神。在这篇小说中，他第一次明确表示赞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马尔洛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作为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去马德里实地调查;他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募捐，组织起支国际志愿空军中队，并亲自担任队长;他数十次驾机执行轰炸任务，两次负伤。与此同时，他并未中断写作。一九三七年，他的“欧洲系”小说中最重要的作品一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希望》问世。
与《战胜者)、《人类的命运》所采用的欧洲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手法相比希望》的小说技法有了显著变化。它再现了西班牙内战的一些情节，但线索是断断续续的，由大量简短的场面和对话组成，读者看到的与其说是故事的进展不如说是广泛的思考。小说探讨了革命行动中的理想与现实、目的和手段、友情和纪律等一系列问题。它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共和派领导人怎样从温情主义转为讲求实际、从富有诗意的幻想转到你死我活的决战。主人公曼努埃尔就是这种转变的体现者他原是宽厚仁爱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坚毅无情的战斗指挥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马尔洛参加了坦克部队。一九四O年六月，他受伤被俘，五个月后逃出战俘营，到达自由区。他蛰居在豪华的别墅里，认为局势已无可挽回，心灰意冷。半自传体小说《与天使的斗争》的灰色调子充分流露了他这一段时间的消沉情绪。这部著作只有第一部分(《阿尔腾堡的胡树》)于一九四三年在瑞士出版，其余部分都被马尔洛焚毁。
九四三年夏天，马尔洛恢复了昔日的斗争活力，潜入敌占区，化名伯格上校，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成为抗德游击战中一个神奇人物。第二年七月，他受伤再次被捕，不久就被盟军解救。他又创立阿尔萨斯一洛林独立旅，参加了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马尔洛思想旅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不理解九三九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行动和苏联国内肃反“过火”的现象，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幻灭，从一个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转变为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兰西国家主义的信仰者。在战后的法国政治舞台上，他与戴高乐形影相随，曾两度出任戴高乐政府的部长职务。他是戴高乐对海外殖民地采取现实政策的重要支持者，他因此曾被坚持殖民主义政策的反动组织“秘密军队组织”列为重点暗杀对象。中法建交后，他曾于一九六五年代表法国政府访问中国，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交部长。一九六九年戴高乐引退，马尔洛也最终离开政坛，专事写作，直到一九七六年病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年代里，马尔洛不再从事小说体裁的创作，而集中精力于研究艺术哲学和撰写回忆录。主要著作有《艺术心理学》三卷(1948-1950)、《想象中的世界雕刻博物馆》三卷(1953195、《诸神的变异》(1957)，以及记载了一九六五年访华之行的《反回忆录)(1967)、记述与戴高乐的最后会晤的《被砍伐的橡树》(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