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翔武等人发起“退款声明”开始，到马晶终于答应退款喧闹一时的“诗人余地自杀”事件，才真正进入了尾声。这个在2007年下半年在全国媒体及网络上曾火爆一阵的事件，似乎到了应该画上句号的时候了。
不过，要真正给它画上一个句号，也还不那么容易。这就是除了对该事件存在的一些悬疑之处(谜底或真相)有人在继续探索追间外，更有人在对这个事件所折射出来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当代青年诗人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现实社会中的生活生存状态以及生活现实对文学和诗歌的挤压、排斥、敲打、剥夺下，如何保持正常心态和良好心境，坚持固守着那一块永远属于自我的、干净纯洁，而且美好的内心阵地，去完成自己的天赋使命，去追寻自己永远的梦。
最起码，也应坚持自己的良知和操守，不失去社会赋予一个诗人、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
关于“余地自杀事件”的后续故事是，自“妻子”姚梦茹的身份还原为马晶，且“双胞胎儿子”被证实子虚乌有后，媒体及网络，进一步在穷追猛打。正如“扬子晚报网”记者在一则消息里所问但余地为何撒谎，又为何自杀，仍存在许多难解的谜团。”媒体在原来基础上又构建出三个“疑点”或“谜团”，继续予以追问。这三个追间分别是:疑问一:余地为什么要自杀?疑间二:为什么要撒谎?疑间三:其“妻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于第一个疑问，乃是这一事件的核心性问题。在事情再起波澜，从事件过程中发掘出那么多“伪说”的情形之下，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了，即诗人余地到底为什么要自杀?最初的报道是说与“妻子”吵架后负气，又说面对“病妻幼子”，生活压力太大。如今证明“妻子”不存在，“病妻幼子”更是子虚乌有，那余地究竟是为什么而选择自杀呢?
不过，直到2007年年末，2008年年初，事隔几个月之后，似乎也难有确切的有定论性的说法。余地生前最要好、彼此接触了解最多的张翔武至今无法说出余地自杀的具体原因，只称大概还是与余地自己有关。之前余地就有几次类似的过激行为
第二个疑问，为什么要撒谎?这次针对的就不仅是所谓“妻子”马晶，而且也包括诗人余地自己在内为什么要说“谎话”。因为关于“结婚”一说，关于“妻子患肺癌”一说，“7月份生下双胞胎儿子”一说，这些都被一一证明为“伪说”(或者即称“谎言”)，那余地为什么要对朋友们“说谎”(实际也包括对公众“说谎”)呢?
当然，这三个“伪说”不是一起说出来的，而是有先有后，而且肯定是各有原因。现在，媒体及朋友们探询求索的结果是:伪说”与妻子“结婚”一事，据分析，正如余地父亲所推测解释的，可能是了却家乡父母的一桩心愿。毕竟，年届30的大男儿，尤其是乡下农村，还不结婚，不仅会让父母不安、难过，甚至在当地很没面子。
重庆诗人宋尾曾是余地生前好友，也是捐款的倡议人。对于余地没结婚没孩子”的消息，他很吃惊，他至今不明白余地为什么会撒谎
“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友张翔武对此也深感困惑和不解。不过，对于余地在结婚间题上的态度，张翔武认为更多的是善意的谎言，两人毕竟在一起有两年多，已是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云南大学教授李森与余地也颇有交往，两人都是“新诗品昆明芝加哥小组”的成员，彼此关系亦佳。余地去世后，李森教授在《怀念余地》一文中提到，大概在2006年年底，余地曾告诉他要结婚，并主动邀请李森主持昆明的结婚仪式。后来为什么没举办婚礼，李教授不得而知。可见，余地生前也确曾考虑过与马晶正式结婚的。
第三个疑间，也是最引起人们争议的，即余地生前为什么要虚构出一个“双胞胎儿子”的故事，临自杀前夕，又传出妻子“患绝症”的“伪说”。
关于“双胞胎儿子”的虚构一说，有朋友及媒体推测说，其心理动机可能是源于当年早些时候“妻子”马晶曾不幸有过一次意外流产。据称，此事对余地打击和影响颇大，可能心理因素所致，思子心切，乃以“诗人的想象”，为自己生出一对“双胞胎儿子”的童话，以填补心灵的虚空。不想，“弄假成真”，更未料到，自杀身亡后，因惊动过大，又“将真返假”，徒让家人及朋友被动。
关于“妻子癌症”，目前给出的可能解释是，马晶的外公当年死于肺癌，而马晶本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近年时有感冒咳嗽之类症状。缺乏相关医学知识的余地是不是就此疑心马晶可能也有外公遗传之肺癌。而且心理因素作怪，越想越真，就有妻子患肺癌之说传出。
尽管以上这些谜团至今倘无确切说法，但进入2008年，诗人余地自杀事件终于进入尾声，逐渐淡出公众关注视野。关于这一事件的余波以及反思，只是在较小的文化圈子或者诗人圈子内的事。不过，由余地自杀以及以后生出的种种变故和波澜，在21世纪之初，再次将“诗人自杀”这一曾经困扰中国诗坛，并一度受到文学圈内外关注的命题聚焦在媒体的镜头前，成了一个公共话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余地自杀事件在网络上火爆之初，甚至出现了曹喜蛙先生那种将“诗人自杀”行为视之为诗人自身的“行为艺术”，甚至称“某种程度上诗人就是‘自杀一族而且应当把“他们(即指自杀的诗人。—著者注)当圣人供起来”，这样比较极端，比较偏激的言论。
这就使笔者想到本书前文已谈及的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在获知北大出身的年轻诗人戈麦自杀后所说过的那些话:“一些人对诗人之死’过分赞颂、推崇，甚至发展到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于是诗似乎只能浸透了血才能具有诗意的光辉，诗人似乎也只有通过自杀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而来的结果，王岳川教授深刻指出:
人们不再读诗而仅热衷于成为诗人之死的看客。当十几位小诗人在全国各地相继自杀时，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已不再对“诗人自杀”感兴趣，人们不读诗也不在乎诗人的死。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或许可以说，当诗失去思道之本真时，诗人自杀了，诗也自杀了
自然，王岳川教授在这里描述的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王先生说这话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然而，由余地自杀事件的发生以及由此引起的波澜来看，10多年过去了，事情似乎仍然没有多大改善，人们(包括一批年轻的诗人自己)仍然是“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对“诗人自杀”事件的兴趣，也比对诗本身的兴趣大得多。如果真出现像王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可怕的场景:“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诗人自杀了，诗也自杀了”。那真是中国诗人的悲哀，中国诗歌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笔者以为，什么时候，人们对诗的关注，多过或大于对诗人的关注(包括诗人的自杀)，中国诗歌才有希望，中国诗人也才有希望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