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挂电话前，波诺邀请我下周去伦敦，这样我们就能在那里继续我们的谈话。他告诉我U2预定了空气录音室(Air Studio)来录制他们的下一张专辑
我来到伦敦的空气录音室。我到那里的时候，气氛有点紧张。那天，乐队正在排练《你桌上的面包屑》( Crumbs from your Table)以前的版本，波诺弹吉他，同时演唱并指导，几个摄影师在周围转悠。排演告一段落时，波诺带我去了咖啡室，他在那里及时地向我介绍了一下情况。几天前，他们不得不解散了一支由全英国最优秀的40名古典音乐演奏家组成的伴奏队伍。为什么?波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U2状况:“我们直到在观众面前演奏时才发现这些歌不行。交响乐队的人看上去觉得有点不耐烦了。我们能感觉到，因为我们也觉得不耐烦。结论就是:在你让一支他妈的交响乐队演奏这些歌之前就结束它们。”克里斯托马斯( Chris thomas)总结那天的情况时说，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在录音室里度过的最差的一天[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作为乔治·马丁( George Martin)的助理参与录制了甲壳虫乐队的《白色专辑》( White album)，后来又和许多人合作过，“洛克西音乐”( Roxy Music)，“性手枪”( the Sex Pistols)以及“伪装者”(the Pretenders))]。然后，另外一个麻烦来了。
一个摄制组得到许可来拍摄乐队，而他们开始让一些人感到心烦。这让我想起我读到过的甲壳虫乐队在拍摄录制《让它去吧》( Let It Be)的情景波诺也这么看:“就是那种状况，”他用一种毫无感情色彩的声音说道，“那会把一支乐队逼得解散。这就是他们唯一能让这部片子有趣的事。就像看着一幅油画慢慢变干。他们一定会闷死的。”
他叫我中午去他宾馆的房间。他好像精神非常好。就在我们开始谈话之前，我给他看了一张讽刺型报纸《洋葱》(TheOnion)(“美国最佳新闻源”)，是我前一天在一家小书店里找到的。最近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是波诺披着美国国旗的照片，标题是“波诺能拯救世界吗?”这张照片被转载在这张报纸上用了一个不同的标题:“波诺来拯救。”
文章中这么写道:
被称作“摇滚的良心”，U2的前台人物和政治活动家波诺已经和从科菲·安南( Kofi Annan)到科林·鲍威尔( ColinPowe)的所有人会了面。那他最近在干些什么?
·仍旧不知疲倦地把自己投入到结束第三世界债务的事业中，不管在此过程中他上了多少次杂志封面。
·重建人们对摇滚乐的力量、承诺和可能性的信念。把蛋糕切成很多小块来喂食索马里人民
·历史性地打败了布鲁斯·斯普林斯廷( Bruce Springsteen)。在超大屏幕上立誓将为援助非洲而去游说国会，直到要求被满足。
肩挑起后9·11世界的负担/又买了一副蓝色包围式墨镜。
透露刀锋会在基督再次降临之前背叛他三次。
●构思写作有关拯救和救赎的歌曲，也许还有一首有关卓越的歌。
波诺特别喜欢关于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那条
然后他带我到他套房外面的阳台，他在那里为我们两个安排了一个记者拍照会。他即兴做了一篇好像喝醉了的演讲，庆祝我来到伦敦，用他最高的音量向一群遥远的人群呼喊。然后他回到房间，半躺在沙发上。
采访：
也许下面的问题有点突然，但我想在我给你看了《洋葱》上的那篇文章后，你会发现这是完全连贯的。上一次我们谈的时候，你提到你在安顿·考比金的展览开幕式上做了演讲，那里有一间“全是波诺的房间”，你面对一张你自己的巨幅照片，那是20年前你从一架直升机上下来准备去拍一个录影。你把那描述为你“最初的脸”。某个记者问你:“你现在会对这个人说些什么?你说你会告诉那个年轻的自己:“你是对的!”但要是我们把事情倒过来会怎么样?想象一下你今天就是1981年那个穿着长衣服的年轻人，带着紧张而纯真的光芒。他现在正看着2003年《时代》杂志的封面，那上面是一张亿万身价的活动家的脸，还带着一副蓝色的眼镜。现在他会对他说什么?“你错了。(笑)从眼镜开始，已经错了。蓝色不是你的颤色。绿色。用绿色!”好吧。从某种角度而言，往自己脸上扔一块蛋奶冻馅饼来表达对某个事件的姿态正是那个年轻的我热衷的。所以我想他会对那表示赞同。但如果你对那个21岁的人说，有一天他会上《时代》杂志的封面(为了追求戏剧性效果而停顿)也许他会相信你的。(笑)21岁对你来说是青春期。在我身上来得比较晚，但我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停顿)比如家庭，我会说，他会赞同，但那种复杂性、犹豫、酗酒、舒适的生活方式他会在这些事上对我比较严厉。因为他有点像狂热分子
如果你是麦当娜(Madonna)，我不会问你这个问题。很显然，她会回答类似“我一直希望成为这个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但我知道你不会。
我不能为麦当娜回答，但在我的例子里那回答也许是对的我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对自己非常严格。我在阅读像WatchmanNee这样的人的著作。他是一个中国的基督教哲人，非常关注社会责任、自我和外表的死亡，那时我就是那样生活的。每个人互相帮助共同分享我们有的那一点点钱。我那时没有赚很多钱。我有的东西我都会分给别人。这就像是个教派，真正承诺要改变世界，真的。不是以一种宏大的方式，对大众但是以一个小的方式:个人对个人。我那时受一个叫克里斯罗尔(Chrisrowe)的人影响很大，还有他美丽的妻子，莉莉安(Lian)我想他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是个背负传教使命的孩子，后来他一家被赶了出来。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他依靠上帝给他们提供所需的一切。他们的生活是从手到嘴，这个小社会。我猜他就是你所说的教堂里的牧师那样的人物，但他实在太激进而不屑穿上牧师的高领制服或类似的东西。我对他说:看，你不该为钱烦恼。我们会赚足够的钱。我在一支乐队里，我知道我们能提供帮助。我们做得到。”他只是看着我笑了。我记得他对我说:“我不会要用那种方式赚来的钱。”而我说:“你那么说是什么意思?”他向我揭示原因，尽管他已经知道我们是很认真地想成为音乐家，才组成一支摇滚乐队，对此他只能勉强容忍。他不相信我们的音乐是我们作为有宗教信仰的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除非我们用那音乐来传教。我由此知道他没有真正懂我们，而那真的让他失去了我们的祝福。他是这样的一个狂热分子，这样的一个基要主义者①，他不要成为这个被称作摇滚的东西的一部分。也许这是对他的赞美:我们可能成为一个赚钱机器。
所以他不是大圣( Maharishi)
他当然不是大圣。他是一个研究圣经的了不起的老师。有好几年，每隔几天，我就会去听他讲课。我学到了很多。这些都是古代的文本，如果某个人可以帮你打开它们，你就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个人需要有足够的智力，但同时也要有足够的精神力。因为到最后，那些可不止是书。要离开这个团体其实挺不容易的，但他不理解我们的离开其实是有点像被他关在了门外。有一阵子我自己和刀锋坐在他周围想:“也许我们应该停止这个乐队。也许这是轻浮的，也许这些人是对的，也许这个乐队只是堆烂事，组成一支乐队，也许只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在作怪，也许我们应该把它抛在脑后而去做那些真正改变我们生活的工作，走进这个世界。那里有很多事可以做。”有几个星期我们都是那样想的。然后我们开始意识到:“等等。这些天赋是从哪来的?这就是我们尊敬上帝的方式，虽然我们不写宗教歌曲，因为我们不觉得上帝需要这种广告。”(笑)事实上，我们最后认为:“音乐不是一堆烂事。这种基要主义才是烂事。”
链接：《波诺谈波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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