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在杀妻自缢悲剧之前，其最为世人瞩目与津津乐道的事有其一，顾城出自诗歌世家，其父子两人都属于新中国的新诗人，虽不同代，却均有相当影响和名气。这种父子同时称雄中国诗坛，在当代新诗人中是唯一的。其二，是“朦胧诗”这一诗名的起源与顺城直接有关。因之，当代文学史或中国新诗史，以及学者论者著述，凡谈及顾城，不能不提到其父顾工。
表述:
舍我先生在《顾城之死》一文中，谈及顾城及其父顾工，如是他的父亲是中国以前一个有点名气但名气不算太大的“职业”诗人，名叫顾工。据说顾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艺术天才，12岁时就接过了父亲的传承，开始写现代诗，并且很快超越了他的父亲。对此，顾工从来没有表示异议，甚至很开心。
顾工参军后，1946年随军北上，曾参加过著名的鲁南战役、孟良固战役、莱芜战役、睢杞战役、淮海战役等。1948年，写了秧歌剧《李子刚》，讽刺剧《发洋财》等，发表在华东前线的军内刊物上。此是他文艺创作的开始。
不过，顾工人生的转机是在1949年夏天。那年，他从解放后的南京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演出，周恩来接见了他，并与他谈话，题字留念。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荣誉，顾工从北京归来后，从此开始从事专业创作
之后，顾工曾经随军入川，并到过西藏。1954年进西南军区创作室，1955年调到北京，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先后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遥远的旅程》、《千钩一发》、《雪山里的故事》、《女演员》、《风云怒卷》等。
顾工写诗，大约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1955年出版了第部诗集《喜马拉雅山下》，1957年出版诗集《这是成熟的季节啊!》。顾工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调《解放军报》文化处任编辑记者。20世纪50年代后期，时逢“大跃进”，顾工也进人了创作的高潮期，先后出版有诗集《在生活的海洋里》(1959年，春风出版社)、《军歌、礼炮、长虹》(1958年，重庆人民出版社)、《鲜花、乐器、酒杯》(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挥动小马刀》(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寄远方》(195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长诗《龙头上》和《我的歌，献给天安门》，还有散文集《风雪高原》(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等
如果从数量来看，作为一个大部分时间都是非专职作家，这种创作出版状况，还是相当可观的，可谓高产。但若从文学及艺术水准来看，恐怕中等都难算得上。其中无任何一部诗集甚至哪怕一首诗作在当时产生过影响。因此，将顾城之父顾工归为“三流诗人或是“三流作家”，是恰当的。这也是后来顾城因“朦胧诗”大有名气后，做父亲的顾工为此感到脸上有光，为自己养了个“天才诗人”的儿子而得意的原因。
不过，顾工最为中国文艺文化界非议的是，他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惊动全党全国之著名“春节联欢会”事件中，扮演了个颇不光彩的“告密者”角色。他当时与军报一位姓刘的记者向中央联名上书，举报中国戏曲家协会举办的1965年春节联欢晚会存在严重政治间题，随之引发首都及全国文艺界大整风。并进而引来毛泽东的震怒，对文艺界作严厉指责(即所谓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仅“迎春晚会事件”，首都文艺界人土(包括全国文联及文化部领导)被大批株连受害。“文化大革命”中更成了一大罪名。
有讽刺意义的是顾工本人并不因为这种显示其“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立功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遭难。他一样被抄家，一样被流放。随父一起度过的流放生活，成了顾城记忆中的“黑色日子”。“文化大革命”之后，诗人顾工为当年的告状之举付出了沉重代价。他遭首都文艺文学界人士的集体抵制和冷落，并在报刊上屡获非议指责。直到儿子顾城成名之后，他言及顺城的文字方能见之于首都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