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敬君，辽宁省抚顺市作家协会会员。
那些年，扛袋白面探亲
1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辽东一个山村。生产队一年到头，就分两次白面，一次是春节；一次是八月节。每次每人分2斤，我家7口人，总共就能分14斤白面。倒进面缸里，也就少半下。
平时，是舍不得吃白面的。只有等除夕年夜饭，才能蒸一锅白面馒头，大年初一、初五包2次饺子。年过完，本来就不多的白面，已经所剩无几。
缸里剩的白面，可不敢再吃了。那是准备万一家里来串门的亲戚，好招待用的。给亲戚打几张葱花饼，我们自己吃不去皮的苞米饼子。
有一年，刚进冬，大哥重感冒，躺炕上，光喝水，好几顿吃不下饭。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咬牙，每天中午，专门给大哥擀一碗面条。我眼巴巴看着，母亲给大哥盛面时，每每都给我留半小碗汤。一连擀了七八天，面缸也就见底了。大哥病好后，知道把家里的白面吃光了，内疚了大半年。
那时，我刚上一年级。冬天，学校要溜窗户缝，班主任要求每个学生带到班级一小包白面，用来搅浆糊。回家跟母亲说，母亲把面缸用小刷子刷，勉强能有一羹匙面。用纸一包，太少，实在拿不出手。母亲叹息：“那就再放点苞米面吧。”
交到班主任时，须开包验收。别人（不少同学家是非农户口，供应白面）包里，都是白面，我的却是包米面。小声跟老师解释：“家里没白面啦。”老师看看我，没言语。但我自己羞愧地无地自容。
2
恢复高考第三年，我去外地读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工作。每次回家探亲，我只带一样东西——白面。这是我家最金贵的东西。
那时，我们大中专毕业生在机关集体户口，粮食关系也是集体一个本。要领白面，可不容易，需要食堂管理科长审批。管理科长人称“宋老鬼”，很难缠，艮啦吧唧。我刚说要领点白面，他就气急败坏说：“机关好几十大学生，都领，我哪有那些白面！”我满脸赔笑，不住说好话。他态度好转：“你去找处长吧，我见到条子，就给你。”一提到行政处长，我的妈呀，马上就会让人想到万恶的旧社会。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宁可不领白面，也不去找他——太吓人啦。
我一想到家里的面缸，里面没有多少面，或许早已空了，想到父母哥哥姐姐，又是大半年没吃白面，我就鼓起勇气，敲响处长办公室门。也许，是被我领白面的原因所感动，处长拔开笔帽在信笺上大笔一签：白面一袋。
老家，虽然坐落辽东大山褶皱里，但距离沈阳也就110公里。按理说，不算远。但在那悠悠岁月，每每回家探亲，都是一次艰难的旅程
大冬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起床，来不及吃早餐，扛着装着白面的沉重旅行袋，急匆匆赶到6路无轨电车站，望眼欲穿等待公交车。腊月的清晨，格外的寒冷，树上披着一层白霜，朔风好像是冻僵了的赤裸裸的魔鬼，在候车厅发狂。一会儿工夫，我就冻得瑟瑟发抖，不停搓手，跺脚。第一趟6路车终于缓缓开来，车里挤满了人。勉强放下旅行袋后，脚却没地方放，只能一只脚立着。
好不容易逛荡到终点。我扛着旅行袋走几百米，才能到沈阳火车站。起票，排队，检票，上下天桥，腿发软了，终于挤上绿皮火车。一屁股瘫到座位上，早已大汗淋漓，后背湿的冰凉。
这是慢车，逢站就停。一眼望不到头的铁轨，火车犹如一条蚯蚓在蠕动。在一个叫南杂木的车站，我下车了。扛着旅行袋拼命向长途汽车站奔跑。只有一趟车，路过我家那个方向。又开始排队，长长的队。票好不容易买到手，就耐心熬吧-——距离开车尚需两个多小时呢。
长途汽车开起来，也就40分钟，就到我家这个小镇。等等，你以为到家了吗？早呢！下车后，还有15里山路。运气好的话，遇到“手扶拖拉机”，我就招手，山里人淳朴，会让我搭一段车，尽管拖拉机“突突”的噪音震耳欲聋，屁股要颠碎，总比步行强。但，这样的好运气，不会常有，往往还是靠自己的双脚，步行在崎岖的山路。终于在日落西山，炊烟袅袅时，拖着疲惫双腿，灰头土脸到家啦。
那年月，回家的路，太总沉重，真远啊！
3
随着改革开放，旧时“县团级”的坐骑，早已悄然进入寻常百姓家，我在90年代初也有了私家车。现在，回趟老家，那是极容易，分分钟的事，说走，咱就走。只不过家乡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现在，村里吃白面，是家常便饭了，我不用再往家倒腾沉重的白面。再也不怕寒风刺骨，烈日炎炎；再也不用起早趟黑。车里冬有暖风，夏有凉气。行驶在高速公路，两边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心情好不惬意。
往往刚给母亲打完电话，一个半小时后，就坐到家里的炕头，吃上热气腾腾饺子了。
哦，回家的路，好轻松，真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