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逃避像鼻涕一样缓慢流出同时又像粘鸟胶一样难以摆脱的仇恨，我离开了欧洲。我到现在都没意识到，我对欧洲的背弃就像我幼时的保姆当年抛弃我一样坦诚。1936年，我第三次来到纽约，在那里荣耀正在等着我。我那个面包的药性已经在扩散，而且药效还不错，面对急性达利炎症，美国已无药可治。
《时代周刊》把曼雷为我拍的照片作为封面，欢迎我的到来。由于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杂志，也没意识到其重要性，我只觉得是司空见惯的事，一点也不为之所动。但是很快我就领教到这份刊物广泛的影响力了:无论我走在哪儿，都会有人认出我，他们把各种奇形怪状的纸连推带挤地塞到我的鼻子下面，让我签名，签得我胳臂都酸了。荣耀就像春天的早晨一样让我陶醉。我的画在展览会开幕当天就被抢购一空，邦维·特勒建议我做一个超现实主义橱窗。
我摘掉了一个人体模型的头，代之以一束红玫瑰，然后再用白鼬毛延长指甲的长度。这组橱窗陈列中的另两件特色作品是:龙虾做成的电话和具有绿色薄荷甜酒风味的《催欲夹克》，结果风行一时。但这点小游戏，甚至加上荣耀，都不能让我满意。我通宵在阳台上呆着，看着生命从旁经过，而自己居然置身于外，感到浑身不自在。
加拉总是那么体贴。为了让我高兴，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建议我们回到西班牙，把我们在利加港的房子再加高一层。但无论是跟砌砖工还是跟屋面工碰杯都无法打消我对人的本质或人的未来的疑虑，为了使某项事业的计谋得以实现，他们随时准备将对方开膛破肚。只要听到他们，我就知道内战不可避免，而且惨灭人寰。现在正是灾难到来前夕，是离开西班牙的时候了。于是加拉带我去了意大利，追寻我所尊敬的弗斯卡里宫的建筑师安德烈·帕拉迪奥的踪迹，还有布拉曼特。我在罗马闲逛，拜访了我的朋友爱德华·詹姆斯，然后又去看望伯尔尼斯勋爵，画了幅《非洲印象》。我的窗户对着古罗马广场，就是用一只耳朵，我也能自始自终听见墨索里尼冲着罗马人民大声演讲的声音。这是我生命中比较奇怪的一段时间，有点像一个怀胎妇女的痛苦状态一但这是一种紧张的怀胎过程。看到我的世界受到灾难，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就像是被人迫害了。我一直在生病。新闻里报道的所有这些混乱、悲剧、谋杀、危机、动乱让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细菌。
我刚刚听说无政府主义行刑队杀死了我三十多位朋友，于是加拉把我带到奥地利边界的特雷·克罗齐，想让我找到一份宁静的心情。她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的困扰一天强似一天。我感到自己被包围了。我把时间都花在把鼻子伸进马桶检查我的粪便，或是仔细分析我手绢上的鼻涕。加拉曾用她的爱治好我的幻觉症，现在它又发作了。我知道，这是我偏执狂批判进化中种不寻常的现象
加拉的回归使我得到了解放。但就在她回来之前，我经历了一段罕见的达利型经历。整整一个星期，每当我坐在我的宝座上时，我的眼睛总是注意到窗玻璃中间的瓷砖墙面上沾着的一点发绿的鼻涕，它好像在向我挑衅。有天，我拿了一张卫生纸向它发起猛攻，想把它擦掉。
然而并没有擦掉，正相反，这块鼻涕的尖端部分划破了纸，深深地从我的指甲缝扎了进去，直扎到骨头。我开始出血了。这简直难以置信，我惊恐地盯着我的伤口，然后我的想象力很快告诉我，我的手指毫无疑问肯定要被切掉，说不定是整只手，由于想防止细菌侵入，我拼命压着手，手都压紫了我很快就要得破伤风了!
没有一只手，我还能活吗?任一只失去生命的手埋在地下腐烂?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发抖，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就在那时，我的眼睛瞄到了这一闪闪发亮、形似石笋的鼻涕的底部，我这才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小粒变硬的粘胶于是不到一秒钟，我就神志清醒了，恐惧一扫而光。只有鼻涕可能会是致命的，粘胶没什么可怕的!我把纱布从流血的伤口上拉下来。我全好了。
加拉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西班牙深深地陷入了这次的危机，欧洲各国之间也由于各种不可逾越的抵触在混战，于是我在美国的成功让我陷入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自我印象，而这种印象正是我梦境中的。这就像我的头撞到了天花板，我听到的那些击打回音其实是我的前额撞到“我因杰出而成功的自我印象”这块天花板所发出的。我一定要从我这层壳里钻出来，建立一种新的精神模式。只有工作才能给我社交和成功所需要的力量和地位。加拉之所以离开我让我一个人呆着就是为了让我能找回自己
我的作品《怀孕的女人》中心思想就是我的嬗变，它再一次为我打开了释放自己的门，让我还能生存下来。加拉告运我今后我要把努力借鉴宝贵传统作为重要方向，让我的作品具有建筑那样的古典风格。于是这几个月我思考的那些事情就在我身上凝结了超自然的力量和非凡的直觉。我画出了《帕拉迪奥的走称》，《着魔的海滩与美惠三女神》，特别是还画出了赞美我的爱人加拉的《怀孕的女人》。
的确如此，我是“现代艺术的救世主”，在这个哲学和艺术双双近视的时代，只有我才有能力通过对其赋予古典意义来净化一切，净化所有同时代的道德—在原子世界里我们需要结合，在松散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统一的力量，在充满怀疑的世界里我们要做有信念的人。对无理性的征服充分体现了其意义。我在蜕皮，我得到了拯救。任何东西—包括美国，包括成功和金钱—都不能够动摇我分毫我很高兴见到西格蒙德弗洛依德，使我这新生的力量得到了证实。在伦敦时，斯蒂芬茨威格把我介绍给他，这位精神分析之父被我个性中的那种狂热深深吸引。同年秋天，我们离开了佛罗伦萨的别墅，去看望正在威尼斯的可可·夏奈儿，她那时正在病中。后来我们又陪她到里维埃拉海岸旁罗克布伦的拉波莎饭店休养。在那里我遇见了皮埃尔·勒韦迪。我把最新获得的这种力量告诉这位立体派诗人，他可是为现代艺术增辉的伟人。我们要好好较量一下:现在我知道我要为巨大的挑战而战斗了
链接：《疯狂的眼球》
副标题: 萨尔瓦多·达利难以言说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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