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社会中坚，也就是金钱，我一天天变得急躁起来。我到处乱踢，发泄心中的狂暴，想让自己平静下来。正因为如此，有一天晚上，一个无腿者的残疾屁股成了我的目标。那是在埃德加·奎奈特林阴大道的拐角，如果不是他用棍子敲着地面找人帮他过马路，我是决不会注意到转弯处这个坐在滑板上的可怜虫的，他真是大自然的失败之作。那时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名妓女还在这个街区的另一头守着，因此他只有叫我。这种想法让我狂暴起来，我向他冲过去，狠狠一脚把他踢得飞到路的那一边去了，他的行动机器也撞到了路边。这个无腿之人以惊人的技艺找回了平衡，并没有被这一冲击摔倒。他一动不动，只是默默无语地呆在那儿，为他的交通工具猛烈摇晃而困惑不已。我赶紧穿过马路去看这个倒霉蛋的眼神，然而我发现他原来还是个瞎子，看不见我!这让我的快意有所削减。但是他的听力很灵敏，他听见我过来，显出一副谦卑恭顺的样子，这让我平静下来。我吹着口哨快活地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我开始为没有拿他的钱夹而遗憾;这样一个没的瞎子和那些乞丐一样，都靠无耻地剥削公众赈济过活。如果把一步步努力进入美国视为一种分期付款，他乞讨得来的利润也许足够我首付的呢
我在诺埃尔子爵家见到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他说动我付诸行动。他是个脸色惨白有点神经质的人，但他有极好的可塑性十足是个现代艺术的雷达。他正致力于尝试各种创新和解决巨大预算的问题。他这些预算比法国所有博物馆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他力劝我说:“到美国来吧。你很快就会成功的。”他说的这些话正道出了我的心声
而另一方面，我的父亲却在不断地给我制造麻烦，我感到连卡达盖斯也住不下去了。他极力想羞辱我，而我所想的只是逃离。有一段时间我借画画来逃避。我画了一幅头上有伤疤的自画像，心理分析表明我希望父亲抚慰我的心灵，而非烦扰。
我在巴塞罗那出了一件丑闻，这件事的报道可能吓到了他。巴塞罗那的《阿坦尼奥大众百科全书》请我在那里赞扬加泰罗尼亚灵魂的美德，以此来赞颂马奎斯·德·萨德并抨击这个城市的偶像，安赫尔·吉梅拉2的卑劣和智力迟钝，我称他“同性恋”、“人渣”。在这次事件里，所有的椅子都砸坏了，还伤了一些人，这个组织的主席也被迫辞职。第二天，无政府主义者们对我前一天的行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心，举行了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上，我第次用面包做了公众试验，尽管这个面包只有两米长
我用加泰罗尼亚语沉静地致了开幕词，像任何圆熟的演讲家一样，极尽攻击、咒骂和侮辱之能事。讲话中我运用了高超的技巧，先用幽默的话吸引大家，然后突然转向抗议。这次的听众中有不少女士，他们很快就像野兽被驯兽师鞭打那样震颤并议论起来。这才是我用带子把面包牢牢绑在头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不停地大声骂着。突然我感到整个大厅就像河水遇到大洋那样涨起来，面包在这里充当了催化剂。那些攻击性的话语得到了认同，起到了切实的作用: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不论男女，都变得歇斯底里，其中些甚至开始间歇性地神经错乱:叫喊声、捶打声震耳欲聋。我把面包夹在腋下溜走了，而他们还陷在那一片混乱里。
阅读第二天的报纸令我欣喜若狂，却把我的父亲气病了，不过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近乎病态地羞怯了。
我的《柔软的表》在纽约展出时好评如潮，让我深受鼓舞。许多人热情洋溢地评论了我对世界全新的观点。一时间我成了那个旧世界里出来的最新奇人物。巴黎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向往的了。我有了自己的立锥之地了。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挥剑斩开死结一样，我在经历超现实主义时为它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不仅为它注入了甜蜜和腐朽、怪诞和不安，还注入了奇迹，改变了它的结构。但是现在一切都变成了暗地中伤，墨守成规。我的名字成了一种唬人的玩意儿。法国的艺术判断力让我有掣肘之感，我亟需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品味成功和荣耀，获得自身的满足。只有美国富有，充满新鲜智慧和活力，满足我膨胀的自我，接纳我异想天开的冲动。
链接：《疯狂的眼球》
副标题: 萨尔瓦多·达利难以言说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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