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是若尘 若尘说电影
古代，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没有出现过公民的概念，只有雅典出现了公民，而且维持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说，公民从来就是地方性的概念，说得更加准确一点，是一个地方性城邦的概念。
就当时的环境来说，同时存在的，还有斯巴达的两王制，马其顿的君王制，更多的城邦实行的是贵族制，只有雅典形成了公民制，而且这种公民制，如果扩大了说，还是贵族制。
当时的公民概念是：一个人作为某政治体共同成员的资格和身份，这种身份规定了一个成员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责任，义务和权利。
公民在当时仅指成年男性，他们需要对城市邦效忠，参与城邦事务，要随时准备为保卫城邦而牺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权利也意味着义务。
公民概念的出现，并非因为古希腊人更早触及任何与之相关的真理，而是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制造成的，
雅典一个海港城市，来自全球的商人在这里聚集，各种文明在城邦内交流，影响，融合，整个城市的基础驱动力是贸易，而贸易的基础就是平等和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制的政治体制就形成了，但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这种政治体制的形成并不是为了平等，而恰恰是为了不平等。
全世界各地的商人在雅典城内聚集，雅典人为了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便形成了本地人是公民的习俗。当时的雅典，人口差不多有30多万，相当于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县城的一半人口，当时的公民占比不到10%，剩下的多是外地来的商人和奴隶。
当时所谓的公民，不过是一些有特权的人，而这些特权也是为了维护本地人利益而存在的。
还有一点，就是雅典城邦的特权是以人为单位，这和中国同时期的国家概念完全不同。
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与雅典城邦相对应的时间是春秋战国，国家概念的形成，也是源于这个时候的中国，在当时，国和家其实是一个东西，所谓的国不过是家的扩大版，齐国就是齐桓公他们家的，秦国就是秦穆王他们家，楚国就是楚庄王他们家的。
在当时，中国是没有“民”这个概念的，有的只是“户”，国家对人的管理基本上是以“户”为单位。
中国的民，叫做子民、臣民、黎民、草民或小民，从字面意义上讲，老百姓如同是羊，王权如同牧羊人，百姓是需要被管理的对象，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和能力。
这也是符合中国的地缘经济，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整体上说，百分之80的人都是以村落的形式聚集，这种村落在中国星罗棋布，而且中国的地域非常大，又鉴于当时的通讯能力，政治共同体直接管理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无，这就形成了皇权不下乡的基本制度。
皇权不管理村落里“民”，村落里的“民”自然也就参与不到政治管理中去。
在古代，中国的村落基本上是自治的，一个村落的族长权力非常大，有时候甚至掌握村民的生杀大权。在农村，若有人破坏了乡俗村规，族长可召开村民大会将其处决，官府一般都会维持这种判决的合法性。
所谓的民不告官不究，也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种村落自治，让中国的个人无法进入到政治管理的系统中去，所以中国的民只能是被管理者。
在近代，主权国家的发生，资本主义兴起，公民的概念复活了，但其实是被重塑了。其中最重要的改造是，公民不再等于市民，某个国家的成员资格，等同于国籍。
所以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公民，只有市民和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