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以全公社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铁岭县第20中学，并于73年3月入学。
入学头一年，学校教学秩序井然，教学科目设置完备，各科专业教师齐全。任教老师都是毕业于大学、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还有一名数学研究员。当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进驻20中学的有武广新、徐庆祥、廖启斌三名贫下中农代表，一天没有具体工作，给人感觉可有可无，给学校没带来什么好处，但也未带来伤害。其中徐庆祥代表还转正成为正式老师，管理后勤。其他两位，直至“文革”结束清退。当时20中学的师资力量可以说，在县所属农村中学属第一。这里要提及的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两名教师：一名是黄道可老师，教物理课程，毕业于北大物理系，他的名字与我们所在的横道河子公社中的“横道河”三个字的前后两字去掉偏旁，在合拼在一起，巧合是他的名字（黄道可）；另一位马克光老师，北大哲学系毕业，教政治。这两位老师都是“文革”前考取北大的，也因一同走“五.七”而分配来到铁岭县横道河子公社。我还在三岔子小学读书时，黄老师就已被分配到三岔子小学，好像给我们班上过两节常识课，因他说话北京口音，北方学生听不惯，下课讥笑、模仿；课堂上黑板粉笔字写的不规整，与他的学历不相称（他常说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练字上，而忽略了文化的学习是傻瓜！），同学不怎么认可，常常耻笑，（在学生眼目中，字写的好，老师有水平。）；不严厉，管不住学生，课后有的学生取悦于他。后来让他教大一点的学生去了，情况有了好转。当时在“文革”期间，学生除学习文化课外，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三岔子学校以学工为名，办起了“晶体管喇喇叭”厂。“晶体管喇叭”是黄老师主持研发，由班级学生参与完成的。当时为了把党中央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广大农村都办起了有线广播。当晶体管喇叭试制成功时，学校举行了庆祝大会，东、西山三岔子两大队革委会主任参加，记忆中东三岔子大队王绍仁副主任发言祝贺。晶体管喇叭首批产品没卖出去，也没人家买，学校就不再制作了。“913事件”发生后，震惊国内外，事后传达中央文件，黄老师得知，林立国的下落，说他们是北大物理系的同班同学。念书期间，林立国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学校，原来是去空军作战部当副部长去了。后来铁岭县成立了第20中学，黄老师调入学校任教。
我入学头一年（1973年）或上个学期，学校还能正常上课，一切都很正规。上语文课：姚连吉老师讲的《谁是最可爱人》、《青青翠竹》；陈嗣辉老师讲的《狼牙山五壮士》、《智取生辰纲》；肖文一老师讲的《戒备》等课程，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陈嗣辉老师不但语文课讲的好，课文读得好，还有其它爱好，像篮球、象棋、说评书无不精通，曾多次代表县队参加象棋赛，并取得名次；给同学们说的评书《肖飞买药》，不亚于专业演员，事隔40多年后当年听到的同学还记忆犹新。物理课：黄老师给我们上物理课，印象最深的讲解“牛氏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讲的最清楚，最明白，但学生的思路反应慢，跟不上。政治课：由马克光老师上，记忆中好像上课次数不多（政治课比其他科目课节少，一周一节），当时政治课没有正式课本，而是讲些时事政治，有印象的是第一堂政治课给我们班讲的是73年新年（元旦）献词。马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给我们下届毕生（第四届）全体同学作毛主席“青年运动方向”的报告讲座，当时我是第三届毕业生，已毕业留校办工厂。但我旁听了这堂讲座，感到马老师讲的特好，至今印象深刻。马老师讲时事政治原则性把握得好。把握分寸，把握政策，从不盲目自我发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从不乱说话，该称同志就称同志。也不像某些老师乱说、乱批，随波逐流，把中央文件涉及被批判的某中央领导提议给广大工人涨工资，说成是在收买人心，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真没良心。马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谦虚谨慎，话语寡少。我于75年8月本校中学毕业，留校砂轮厂，还和马老师当过烧窑工（烧砂轮片）。在当班的时候还感受到了76年唐山大地震。当时是7月份的夏天，早晨3点左右（具体时间7月28日03时42分），马老师在蹲下观察从火窑中取出的砂轮片样品时，突然感觉像有人推他一下，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与他有一定距离在透炉灰、填煤，没感觉到。他说那就是某地方发生地震了，注意一下早晨中央广播电台，若发生地震，中央电台会播送的。果然不出马老师所料，早晨中央广播如实报道了唐山地震的消息：1976年7月28日3点3时42分发生了地震，有震感范围14个省、市、自治区。马老师还是无线电爱好者，当时他所用的半导体收音机是自己利用除夕整个晚上没睡觉，自装的，机盒是木板制作的，还用带小孔的铁皮包裹，大小与大的铝制饭盒差不多，看着很粗糙，但音质好，收的台也不少，而且还能收听当地广播站广播。我20中学毕业近40年后，我幸在铁岭龙首山见到了马老师。师生相见，倍感亲切，共叙师生情。得知老师退休多年，在家赋闲。我还向老师提及当年老师给毕业生所上的“青年运动方向”讲座报告。在山上我和老师还合了影，以作纪念，再现了当年的师生情。其它学科如数学课，由双启仁老师上；化学课，由吴淑琴老师上；外语由徐英老师上，都很好，都很敬业，卖力气。就连大连数学研究员廖中文老师也给学生补充数学课程。但下半年第二学期，明显的感到老师的热情没有了，原因是批“回潮”开始了，搞开门办学。批“回潮”还树立了一个反潮流英雄。课还在上，但“蜻蜓点水”，大部分课程被学工、学农所代替，走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道路。学校为了学生便于学工，办起了砂轮厂，在生产的时候，学生不分昼夜倒班制作砂轮片，谓之“学工。”由于本人在砂轮厂积极肯干，毕业留校，当校办工厂工人，指导学生学工，学生称我“李师傅。”学农就是学生参加生产队田间劳动，干些薅草、铲地、施肥、秋收等农活。学校除了组织学生集体去生产队劳动外，秋收季节还放“农忙假”回家参加生产队秋收。“农忙假”结束后学生返校，班主任老师还要查问学生劳动情况，我们班的王凤业同学因父母随军，居住在军营中，不属于那个生产队，也没有固定的生产队，没参加秋收，以为偷懒，老师还进行了查问，弄得哭笑不得。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劳动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去上石大队一个生产小队劳动，带队老师是教农业课的高明华，是夏季除草（铲地）季节，学生自带行李，住老百姓家。班级成立集体伙食，厨房设在生产队空房子里，学生从家里自带玉米面，吃菜三顿清汤，为了调味同老百姓家要一把韭菜放进去。选会做饭的女同学当炊事员，当时我负责管理伙食，也相当于伙食管理员。安郁秀等同学做饭，因其他同学说三道四，她生气晚上要走，我劝了好一阵子才劝住没走。这次在生产队劳动两周才结束。还有一次我们班去八家沟大队一个生产小队学农劳动，下稻田地薅稻草，这次学农还真没白来，让我认清了稗子和稻子的区别。当年刮起一阵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风，就连老百姓房前屋后种点蔬菜也被看做是资产阶级法权行为。上一年级学生马某，是出于风头或什么不清楚，竟带头动真格的把自家老父亲在墙根栽植正在开花结果的土豆秧子拔了，老百姓看了很不理解，此举受到了校领导在学生大会上表扬。
在临近毕业的后半年（75年），学校大部分时间不上课了，而办起了报道组、农机组、物理组、会计组等，代替正常教学。记得我参加了报道组，指导教师肖文一，学员除我和朱秀杰、武一同年级外，还有上年级的任宝辉、廖中贤、穆君学生等，指导教师领我们到横道公社，请宣传干事姚德第讲解有关怎样写好新闻报道，还实地采访了武家沟赤脚医生武广伟。组织学员写批林批孔文章，写新闻报道。同学们看了电影《青松岭》后，我写了题目“看青松岭，深扎党的基本路线的根子”受到校领导的好评。其它组虽说成立了，但也未请进来，也未走出去，没坚持几天就解散了。后期放着教材不讲，当时全国农村开展学习“小津庄”农民写诗歌活动，老师竟将学生写的“诗歌”当教材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你说正常不？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口号荒谬到了极点。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科学的春天来到。这就是我在1973入学至75年毕业两年半在铁岭县第20中学读书经历。（2018.3.23）
作者简介
地质勘探：现年61岁，退休在家赋闲。于1977年底考入长春地质学校矿产普查与找矿专业，属“文革”后第一批中专生。80年毕业后，分配到辽宁省地质局第九地质大队（铁岭）工作，从事矿产普查与找矿。毕业后二十年坚持野外工作，踏遍辽北大地；于2000年调入队机关从事管理工作，直至2011年退休。平时闲暇时间写些散文之类不成文的文章，记录发生身边的人和事过故事，共同学、同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