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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冯提尔:变态人格的诞生

时间:2020-10-18 17:19:48    来源:

原创: xiaoxiongdi

恶的尽头,是人类最初的爱

在拍完《此房是我造》之后,拉斯冯提尔在接受访谈时说:

我相信所有好的艺术都是在独裁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I believe that all good art is created under dictatorial conditions)。

很明显,他并不打算给观众过多的发挥空间。光是这样的创作原则,就已经够颠覆了,尤其在一个崇尚电影即自由的世代。

这很容易被误解为一种退步,因为拉斯冯提尔的电影都是不自由的,他喜欢抛给人们隐喻,指引观众进入他制造的黑森林(black forest),在一团乱战中接受“人性之恶”这一事实。

他把颠覆过的概念塞给我们,然后扬长而去。

但这些电影又是最自由的,因为不需要受爱的束缚,拉斯冯提尔不会告诉你,在恶的尽头,是人类最初的爱。

本质上,他描绘恶,绝非因为爱,他比伯格曼,比三岛由纪夫都要极端:

他展现恶是因为骨子里彻底的自毁倾向。

这种毁灭性,完全没有界限。如果说,自由便是颂扬这种堕落,那么拉斯冯提尔无疑是最自由的那个。

海德格尔认为,恐惧揭露了虚无,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拉斯冯提尔。在他的电影里,邪恶来源于恐惧,恐惧又由虚无引起。

现实中的拉斯,沉迷于酒精,饱受抑郁的困扰,很难想象,一个看起来如此虚弱、颤抖的62岁男人,依旧能赋予电影如此多的暴力和癫狂。

他乐此不疲地形容,生活中的琐碎片段令他害怕,除了自己的电影,放在几年前,这一逻辑似乎很准确。但在拍完《此房是我造》之后,拉斯坦言,自己被电影折磨得很不堪,电影另他痛苦,以至于他不太确定自己还能制作出一部长片,他的下一个计划是十分钟的音乐短片《Etudes》,预计2020年完成。

很大程度上,这样的痛苦不来源电影内,更多来自电影外。拍电影于他,是一个寻找“fascination point”的漫长过程。

酒精,顺势成了催生灵感的工具,就像摇滚乐手需要LSD,在混乱中接受信息的冲击,能帮助他们抵达彼岸。近年来,拉斯的健康每况愈下,主要原因是酒精的过量摄入。在《此房是我造》的戛纳展映期间,拉斯喝的昏天暗地,如同一个怪圈,外人看来是灾难般的生存状态,他却能获取极大的欢愉感。邪恶的快感,他所迷恋的主题,原来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源自他混乱不堪的生活。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发问:拉斯冯提尔是在挑衅我们吗?(这句话直白点说就是,拉斯冯提尔真滴好欠K)

OK,I'm Nazi

2011年在戛纳记者会上惊世骇俗的反犹言论

几年前,他在戛纳激进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媒体铺天盖地将其解读为“法西斯”“纳粹分子”,事实上拉斯的确说出了“ok,I'm Nazi.”但显然,拉斯所言更像是丹麦式的黑色幽默

他说自己同情希特勒,应理解为他对极端分子身上散发的邪恶感同身受,这种本源性的恶是普遍存在的,拉斯的同情源于对生命的伤感

这种悲观主义的存在观如他在电影里极尽抒发的一样。在《反基督者》中,一直克制的丈夫在最后时刻,为了战胜妻子身上的“恶”,以更极端的恶杀死妻子。

《破浪》里的贝斯,以疯狂滥交拯救了丈夫:对恶的复仇,只能以恶的形式。而恶,是人之为人的代价,拉斯把人物置于险境,设计他们去发疯,去绝望,去悲伤,去恐惧,爆裂的情绪倾向使“恶”一触即发。

在《忧郁症》里,行星撞击地球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忧郁症患者贾斯汀的意识使然。在即将降临的巨大苦难前,摧毁一切的力量使贾斯汀获得平静,她熟视无睹,了然于心。

要克服抑郁症,只有毁灭地球。显然,“恶”极具魅力,也折射出了个体对死亡最原始的冲动和执念。

在拉斯的电影语言中,“恶”的诱人以其层次感被交错于不同片段,通通具有纯粹和浪漫的二元色彩。

拉斯镜头里的恶都十分通俗,在晦涩的隐喻中,它显而易见。

《此房是我造》里集邮式的杀戮,

《反基督者》里妻子的走火入魔,

《女性瘾者》里乔伊对性的迷恋...

你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恶。喧嚣的,跳动的是恶背后的虚无,恶本身一片寂静。这些恶被剥去了强烈的目的性,它没有使命感。

乔伊对性有着狂热的需求,她做爱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体验。快感如此纯粹,乔伊在不同的身体间游走,如同行吟诗人,在潮水和山峰中吟诵快乐的篇章,不掺杂任何情绪。

恶悄然进入叙事,没有目的,却极具侵略性。乔伊攻占着每一个男人的身体,就像《破浪》里的贝斯,他们的性爱歇斯底里,呐喊着尼采的“悲剧的诞生”。

但和尼采不同,前者对世界怀着疯狂的爱,他表述的那些自毁,痛苦都是带有杂质的;

而拉斯,他虽认同酒神精神,认同“恶”是通往欢愉的密语,但他却是厌世的。对于堕落的世界,衰败的情感,人的本性,他只是展现,不是制造,故事的起承转合从不令人惊讶,这便是他最深刻的厌恶。

早年他在《破浪》里,粉碎了爱情的古老法则,贝斯的疯狂行径只是加剧了悲剧,观众以为最后丈夫的“直立行走”是“爱不灭”的宣言,从而一而再地掉入拉斯设计的圈套内。

在贝斯惨死的那一刻,就意味着爱情的破产。可我们总是看不透,因为本质上,我们还是怀抱“范特西”的族群,企图降解悲剧,完全与拉斯背道而驰。

从内部精神结构来看,拉斯,无疑是自我放逐、毁灭的,将自己流放到了一块荒芜之地,游走于悲剧之间,在酒精中汲取燃料,他要的就是更具有侵略性的毁灭,制造重生的假象。

自毁性的人格,使得他的电影犹如黑洞,厌倦的力量,想逃出邪恶之地,却拼命被拖回邪恶的起点。

拉斯身上抑或电影里浪漫的气场,赋予了“恶”温情进击的第二表象。

《反基督者》和《忧郁症》开头的慢镜头,史诗的序幕,波动的镜头,像兰波毫无规律的诗句,人物坠入地狱,被恶吞噬,观众深感一股煽动性。瓦格纳的交响乐和巴赫的古典乐交错进行,宏大的氛围下孕育着反动的气势。

《忧郁症》的末日主题,赋予了全片一种宏大的氛围,人类共同体得到了升华,推波助澜着狂躁的情绪。

《反基督者》的剪辑,打破了常规叙事线,动物意向的频繁运用,喧闹的橡子雨,都在挑战着传统的审美规则。

时间往回推到1984年,在拉斯的第一部电影《犯罪元素》里,黄色充斥着每一帧镜头,像是某种饱和的化学元素,后末世(post-apocalyptic)的基调,流离失所、血色潮湿的犯罪世界构筑完毕,诗化的叙事预示着恶的自我生长。

所以当我们热烈地谈论拉斯多么沉迷宗教的表达,以及他反这个反那个,女性,男性,基督,反基督,自以为很好地掌握了拉斯的游戏规则,无非只是抓住了拉斯口中的“cheap trick”。

譬如若认为拉斯反女性,可这一折磨的族群同样被拉斯赋予了强大力量。如前面提到的,这或许便是拉斯电影的魔力,我们过于相信电影展现的表面真相,而错过了内在真相。

虽然他自己也同意这是“一个充满宗教意味的探索”,但宗教的诗意表达绝非他的终极目标。

在我看来,《白痴》和《此房是我造》是最接近拉斯所要达到的“那个东西”的两次尝试。前者是dogma95的实验,无羁绊,它甚至没有参杂半点戏剧效果,或者说电影的技巧性元素,同时以非白痴假扮白痴的溃败结局验证了:企图逃避虚无付诸的努力无非是一堆“无用的热情”。

后者则是彻底将拉斯本人和杰克融合,残酷,自负和悲剧的集合,恶的成全和皈依。杰克的房子,让我想到了拉斯曾经提到的那间房子,整个童年时期,他都住在那里。他用了40年时间去逃离那个地方,但又在四十年后买回了那个房子。

十几年前拉斯在坎城时,他对于大家把《白痴》当成“笑话”感到不爽,他说:

“I might be a joke and so does life.(我也许是一个笑话,但生活就是如此)

同时,对世界和电影的态度,他又是分开的。电影无法让他更爱这个世界,但却帮助他消化,实现欲望,所以他对电影依旧狂热。

拉斯比大多数人都活得清醒,他清楚恶的无边界,为了进一步探索生命的真相,他知道镜头必须对准疲惫的灵魂,看他们被恶(自我)逼到极限的状态,那就是他要的答案,而大多数人却无法承受。

虽然他电影中的人物总是自带快感,但老实说我并不能从这样的电影里获取欢愉。规则世界的person non grata(不受欢迎之人)拉斯,在把杰克推入地狱的那刻,光明曲同时奏响,道德被彻底抛弃,炫目的镜头反衬了恶势力的强大。

他在电影里摆放的那些艺术品(音乐,书籍,风格化的技术)和恶成了共同体,由内而外的,杀不死的。恶,不是承受的对象,而是生长的推力,推着杰克(拉斯)朝自己的fasination point又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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