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达旗的梁外，这里多山，山坡不十分陡，丘陵沟壑较多，山大沟深，土地贫瘠，十年九旱。
小时候，家乡的土地不肥沃，产出的粮食少，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吃不饱。山也是光秃秃的，草木稀少，牧业也不发达，每家每户散养着几个羊，收益少，而费工多。正如老乡们所说的：“养羊不成群，瞎耽误人工”。
印象深刻的，就是村庄里长着的那些枣树。一类是沙枣，一类是红枣。而我家村庄边长的那些沙枣树，全都是野生的，从来也没有人养护它，然而它的生命力依然旺盛、强大。春天时，最早绿起来的是它，最早开起了小黄花的是它；夏季，干旱也耐不了它，在长着刺的枝条上一簇簇、一丛丛、绿莹莹地结出大米粒儿大小的枣；秋季，绿色的小果子逐渐变成黄色，走向成熟，瞧着你，吊着你的胃口。其实，我们这群馋嘴的孩子，往往还没等成熟呢，早就偷偷地开始摘食了，高处摘不到的，就用棍棒打。绿色的沙果不仅小，味道也不佳，苦涩的厉害；而那些结在高处、里边的带刺的果子，也是最迟摘到的，也是最香甜的美味。但这种成熟的果子轮到每个孩子也并没有多少（那时的孩子是比现在多了多，每家少则两三个，多则五六七八个不等）。即便这样，我们似乎总是吃不够它们。这也是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7、80年代，能够入嘴的最美味的零食，因为那时的食物实在是太稀缺了。
另一类的枣就是红枣，是祖辈们精心优选培育和辛勤栽种的，是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前就有了的新事物。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搞副业是禁止的。但经过全体村民大会的一致同意，这些栽种的红枣树才得以保留，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被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夺取，村子里还委派了一名名叫吕战年的、单身、退伍军人来照管枣园子。吕战年看管枣园子也是心无旁骛、尽心尽力，把我们这群馋嘴的小孩子修整的是心惊胆战，以至于我们去偷摘枣子时屡屡惨败，竟被骑着大红马的吕战年追得屁滚尿流，跑丢了鞋的，倒在地上大哭不已的……
当经过精心看管的、成熟的红枣，分到各家各户，看着这红彤彤、大而甜的红果子，村子里的大人小孩的脸上全都露出了久违的笑脸。丰收的红枣，被大人锁在家中的红油漆躺柜里，既为了防止馋嘴的孩子偷吃，也是为了用它调剂、改善生活。那时的生活，依然是贫苦的，一般的人家（贫农）主食是黑窝头（用红薯干或米糠、棉蓬、灯箱草做成的），较好的人家（地主、富农）主食是黄馍馍（用糜子和黍子的面粉混合做成的，还有用玉米面做成的），白馍馍（馒头）只有富人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才有。作家路遥在作品《平凡的世界》里将黑、黄、白三种馍馍分别叫做非洲、欧洲、美洲食品。
记得，我家在包产到户前吃得是黑馍馍，包产到户后开始吃上黄馍馍了，而白馍馍平常的日子里还是吃不上，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到那些夹着红枣的白馍馍。还有就是村子里有新娘、新郎结婚典礼时，主人家就会端着果篮子，将篮子里的红枣、花生、桂圆、瓜子、糖撒向前来贺喜的人群，寓意着早生贵子。我当时也不知道这层含义，最稀罕抢的是那红彤彤、圆溜溜、甜莹莹的大红枣。那是属于我的，可以由我自由支配的唯一的财产。
那天的婚礼宴席尽管还算丰盛，可那些饭菜、准确的说是吃菜与我们无缘，我们孩子家是不能坐上桌子的。能坐上桌子的都是些大人、亲戚和长辈的，他们才是场面上的人。终于等到大人们全都吃完离开了桌，我们这群小孩子，才能坐上桌，吃上那没有菜，只有主食的白馍馍，那香喷喷的夹着红枣的白馍馍。天哪，我尚不知人间还有如此美味，柔软的，甜蜜的感觉瞬间滑过舌尖。彼时只是想，等我长大了，能赚钱了，一定要买好多好多的枣馍馍吃。
及至自己长大，终于在城市结婚时，不比家乡，先前的繁文缛节悉数被省略。唯一没变的是结婚典礼当天的撒“枣生桂子”的环节依然保留着。但抢的人就少了，尤其是小孩子们竞也不怎么抢了，他们一幅懒洋洋、待理不理、无动于衷似的样子。遥想儿时抢枣的情景，我的心不禁暗自悲凉起来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国人可以肆意地放纵自己的口舌之欲了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这些年，国人从吃不饱到吃饱到吃好再到吃营养、吃健康，吃过的美味佳肴可谓是应有尽有、十分丰富了，有人戏称，超过过去的皇帝了。国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抚今追昔，忆苦思甜，不忘党恩。时间飞快，一瞬间，人已中年，而往事难忘，也不应该遗忘。因为忘记过去就等于是背叛。我们要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常感良日如斯、如今，夫复何求，唯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报恩不止。
（高天，现就职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电冶集团煤电事业部检修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