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丽英
母亲病了！
在一个傍晚时分，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生病之前的任何征兆，突然一下就昏倒了，倒在了她自己房间里靠近床边的地上。所幸那天我们都回了家，回到了母亲的家。那天是国庆节。
突如其来且来势汹汹的病势吓傻了我们，我们惊慌失措，七手八脚地急于要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她强撑着摆了摆手，示意我们不要动她。我们像是乱了阵脚的士兵看到了指挥官的手势，陡然清醒了过来。人刚刚晕倒在地上那会儿不能立即将他（她）扶起，要让他（她）在地上平躺一会儿，慢慢缓过来之后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尤其是老年人，还说男的倒了要女的去扶，女的倒了要男的去扶。自父亲生病开始，母亲就时不时地在我们耳边唠叨，一定要记住这些。印象中父亲晕倒的时候母亲也是这样去处理的。
检查结果令我们震惊，“左心房心脏瓣膜坏死”，心脏病！天啦，这，这怎么可能！？母亲的身体一向还算相对康健吧。年轻的时候不仅操持着整个家庭的吃喝拉撒，还耕作着一家六口（母亲、外公和我们姐妹四个，父亲是“国家的人”没有寸土）的田地，那干劲那劳力连男人们都得翘大拇指。老了，虽说脱离了繁重的农活，不再为女儿们劳神费力，但她和父亲的饮食起居还得要她一个人亲力亲为。特别是父亲生病的那些日子，尤为辛苦，身累心更伤。父亲走了，她有些病病磕磕了，牙疼，膝盖软，腰酸，腿痛，眼神不太好了，耳朵也有点背了。“咋个他一走，我就感觉这里不痛就那里痛的呢，老是不顺畅。”每每她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我们沉默无语。我们知道，她说这话是在责怪父亲先行而去，但更多的是在想念他。
父亲走了，她失去了精神支柱，瞬间苍老了许多，她心里上的痛远远大于身体上的痛。为了不给女儿们增加负担，她坚持在还能自理的时候一个人住。逢我们回家的日子她一如既往地忙前忙后。去菜市场、超市比较、挑选、购买价廉物美的、新鲜的、我们爱吃的食材，蔬菜要少，肉食要多，要赶在我们到家之前做出满满一桌子的菜，要以我们的口味来做，要多不能少，吃不完剩下才叫“年年有余”。就在今天，就在她晕倒的前一刻，还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和我们一起愉快地共进了晚餐。怎么转眼间就变成这样了呢？不会是累着了吧？不会是她早就抱恙在身吧？不，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每次我们回家没见她有一丝病态或是倦意，见到的她总是容光焕发。是，母亲曾经有过心脏病，但那也是曾经的事了，再说早就治愈了。关于母亲曾经的心脏病的治愈过程还有一段传奇般的故事。故事的原委二姐出生了，父母讲一次，三姐（可惜夭折了）出生了又讲一次，我出生了再讲一次，妹妹出生了还讲一次。
那年，父母还是一对婚后不久就分居两地的小夫妻，父亲在新康石棉矿干着他轰轰烈烈的驾驶行业，母亲在威远老家守着属于她的一亩三分地。当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姐出生后，母亲总是感到身体不适。六十年代末农村的医疗条件包括医疗水平尚处于落后状态，几经折腾不见好转更不得其果，病势越来越严重。父亲写信要母亲过去，毕竟当时的国营企业国营单位无论在哪方面都是胜于农村的。病因是找到了，可也意味着接到了一纸死亡通知书。母亲是先天性心脏病，是不能生孩子的，一生孩子就等于宣布她的生命即将终结。那个年代心脏病属于不治之症，医生也爱莫能助，哪怕他认识父亲，哪怕他和父亲的交往也算得上是君子之交，哪怕他也痛感惋惜。父亲向单位告假要送母亲回去，要陪她度过最后的日子。单位鉴于父亲平时优秀的工作表现，考虑到母亲一路上还得要承受换车倒车，再换车再倒车的辛苦，特意联系了一趟顺道的货让父亲拉出去，也就顺道送母亲回去。事已至此，单位只能尽最后一点微薄之力了。
那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早，冷得也早。来到泥巴山脚下，海拔不过两千多米的泥巴山已是冰天雪地，此时也才刚刚进入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汽车挂上笨重的链条，喘着沉重的粗气，在曲折险峻的山路上艰难地蜿蜒爬行。车里的母亲遭遇潮湿、冰冷、稀薄的空气，面色越来越苍白，嘴唇越来越发紫。实在难受的时候，张开嘴，靠嘴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困难地一呼，一吸。父亲焦急，担心，时不时用余光偷偷地观察母亲。他不能和她说话，一说话吸入冷空气，会使她更加地累，更加急剧地喘息。他不敢分心，冰雪路上稍有不慎，后果不堪想像。这会儿，唯有尽快，安全地驶离这座山，他悬着的心才能安稳，母亲微弱的心跳才能得以平稳。只恨车子爬得太慢，山太高，路太长。驾驶室里除了发动机轰隆隆的声音外就是母亲的呼吸声，紧张的气氛也快要冻结了。
山垭口，雨雾，不，确切地说应该是雪雾，阴郁沉厚，在不断地组织，汹涌，结起一道白色的屏障，给人莫大的压抑。前方，一个小黑点若隐若现，恍惚又极其地真切。随着车子的不断前行，黑点逐渐扩大清晰。
天啦，居然是一个人，天寒地冻的高山上还能遇见人，而且是一个老人，一个背着背篓的老头。父亲讲述，老头至少有七十好几了，但精神矍铄。只是应该是长时间呆在风雪里，身子有些微微颤抖。老头站在路边，身子迎向汽车驶过来的方向，眼睛直直地盯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车子，满眼的期待，渴望。那一刻，父亲也曾犹豫过，要不要刹一脚，捎带老头一段。可老头并没有向他做出招手之类的想要搭车的任何行动表示啊，这老头是什么人，在这里干嘛呢？母亲的状况就是在与时间抢夺生命，父亲巴不得争分夺秒。可最终父亲一颗行善的心打消了一切顾虑，停下车，搭上了老头。交谈中，老头告诉父亲，他家在泥巴山脚下，到山上来寻草药，他是民间赤脚医生。在不住的看过坐在身边一直一言不发的母亲之后，问父亲：这是你家里的？父亲嗯嗯两声点了点头。老头脱口而出：你家里的有先天性心脏病！单就这一句话，父亲吃惊不小，同时也在心里暗暗地对老头有了几分佩服。“你是个好人，在你之前我拦了好几架车想搭下山去，他们都没有搭我，所以到了你这儿我想拦也是白拦的了，哪知你却主动地搭上了我。”说话间，老头的目光再次落在了母亲脸上。“我给你一个偏方，听你的口音你是内江一带的人吧，你们那里是有白乌鱼的，你回去之后找几条刚出生还没睁眼的土狗儿，杀了只喝它的血，之后炖几斤新鲜的白乌鱼吃，白乌鱼越白越好，越小越好。”“如果你信得过我，你就照我这个偏方给你家里的试试吧，没准有效。”老头下车道谢过后还不忘叮嘱父亲：试试吧，没准有效！
也是，试试吧，没准有效呢，也算是一线希望吧。天时地利人和与时机配合得恰到好处，好像是上天冥冥之中的一场夙愿和安排。刚好家里外公养的土狗下了崽。上集镇就遇到了一半大小孩提着一篓活蹦乱跳的白乌鱼，真就像老头说的那样白那样小。奇迹发生了，母亲痊愈了。有了二姐，有了三姐，有了我，有了妹妹。世上又多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后来，母亲和父亲特意去泥巴山脚下寻找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可山脚下的村民们声称此地从未有过他们嘴里描述的这样一个人。
现在，母亲居然被再次宣布患有心脏病。不同的是，它已不再是不治之症，通过手术可以得到治疗。母亲住进了医院。
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化验，二十四小时的心电监测，心脏B超、冠状造影检查，胸部CT、核磁共振检查，医生哒哒哒打出手术缴费通知单，前期费用预交三十万，后期费用要看手术过程当中的状况而定。“三十万！后面的还没个准数，像他妈的个无底洞！”母亲愤然而出。板着个脸，一脸的不高兴，像是被人敲了竹杠，心痛却又无计可施。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未曾见她有过一丁点的反应，就像只是得了一场伤风感冒一样的平静。我们知道她是在为这天文数字犯难，父亲的病耗完了他们一生的积蓄，现在哪还有钱来给自己做手术，而且还是那么多的钱。这会儿，她完全忽视了我们的存在。“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你不是还有我们了吗。”“你们！”母亲陡然从自己的思维里跳转出来望向我们，第一眼的那一瞬，好像看见的是陌生人，眼里充满了惊讶。一瞬，仅仅只是一瞬过后，她的眼神变得温和，慈爱，夹杂无限地疼爱，仿佛生病的不是她，是我们。“对，有我们了！”四个人，从大到小，一一挨个重复着这句话。四双眼睛齐刷刷地望着她，每一双眼睛也在说着同样的话。我们望她，她望我们。片刻的对视，母亲的眼角涌动出几颗泪花，嘴角微微地抽动了几下，欲言又止。其实这笔数目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哪怕分摊成了四份，哪怕我们一个劲地安慰母亲，宽她的心，说没事，一切不用她操心，有我们，还说钱的事不是事。可母亲何尝不知道不清楚我们四家人的状况呢，一般的工薪阶层每月就拿点死工资，打工的打一个月有一个月，随时还有失业的可能，每家都还在供养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要不父亲生病的时候，父母咋坚持不让我们出一分钱。他们不要成为我们的负担，过去是，现在也是。
母亲侧过脸，迅速地将滚动的泪珠吞进了肚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面对我们十分平和地说：“你们呀，一个个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吗。别什么都听医生的，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做啥子手术喔，你们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这怎么能行？我们立即纷纷围拢到她身边，劝她，哄她，宽慰她。但都无济于事，母亲绕来绕去就是心痛钱，心疼我们，不想自己成了我们的累赘，更加不想我们为了她债台高筑。角色又一次互换。母亲为了不让我们难过，为了成全我们的一片孝心，为了宽慰我们，提出先用当年的偏方试试。大家立马分头行动。四处打听寻找谁家有刚出生的小狗，哪家有即将临盆的母狗。野生白乌鱼买不到，就在网上查询订购人工养殖的。中途医生催促过好几次赶快缴钱安排手术时间，母亲总是以还在筹钱为由搪塞了过去。
没用，该喝的喝了，该吃的也吃了，母亲说没见一点成效。嗯，这回总归没得话说了，做手术吧。一万个没想到，平时看似没有主见不善言辞的她，又一次让我们沉默了。
母亲告诉我们她单独问过医生了，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风险到底有多高，医生都不好说，也不敢保证手术百分之百的成功。是，这些我们早在母亲之前就咨询过了。只要是手术就有风险性，何况是关乎心脏的。成功和失败的比例各占一半。手术过程中个人的身体状况、心理也将是影响手术的重要因素。像母亲这样的老年人，手术当中的突发状况更不好预测。话说回来，有希望就做，做就有希望，谁不是往好的方面去想。我们在母亲面前肯定只能往好了去说。“好坏且不说，好了，皆大欢喜，坏了倒也走得干脆不痛苦，问题是钱还得照出不误，一分不能少，落了个人财两空。”母亲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钱上来。提到钱知道我们会反驳，她紧忙扯开了。说，怕万一上了手术台下不来，舍不得我们，想我们也舍不得，老了，临了，不想去受那样的罪，生老病死命里带。指了指靠窗的一张空床位，又是摇头又是叹息。“三十不到的一个小伙子，正是大好的年华，可惜了。上了，也下来了，两天不到说没就没了。他父母那个绝望啊，撕心裂肺的哭喊，扯得人生生的疼。要是不做，或许还能活个一年半载，三年五年的，一做，哎，谁说得清呢......”母亲的目光望向了窗外，试图望向遥远的地方，却被层层高楼阻挡了回来。眼神复杂，是恍惚，是伤神，是茫然，更多的是不舍。
虽然大家都在极力地给彼此，包括给我们自己足够的信心，相信医学，可心里依然打着鼓。我想，我，我们是不是错了。当孝义首当其冲的时候，是否更应该尊重母亲的生命，遵从她自身的意愿。作为主体者，她更有权利选择以怎样的姿态去对待生命，以怎样的方式去延续生命。
母亲左手边的床位，躺着一位老头，年龄和母亲相仿。老人从一个泥潭里挣扎出来，又陷进了另一个泥潭里去。从手术台上下来，还没有睁开过眼睛，就那么没日没夜地睡着。一副世界与我何干，我要沉睡五千年的状态。从面相上看，倒是不见痛苦之色，医生抛出的话像苍茫辽阔的草原，美丽，却总是看不到尽头。“心跳平稳，醒来还需要过程，耐心等待吧。”家属就靠着医生的这一句话，苦苦地翘首以盼。老人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徘徊不定。“他此时还有思想吗？思想上有痛苦吗？他到底是想要生还是想要......他还是他自己吗，还能主宰自己的一切吗？他这个样子的活法，是活给谁呀？”母亲悠悠地说这一连串话的时候，眼里充溢着痛苦和焦急，好像下一个要轮到的人就是她。
右手边的床位听说是长期属于一个人的，四十来岁的一个女人。虽然手术成功地延续了她的生命，但需每月定期到医院给心脏做“保养”。生命从此依附于药物，药物成了生命的主导者，由不得自己。
最终，我们尊重了母亲的决定，不做手术。对她而言或许顺从她自身的本意，才是最大的孝顺。而面对医生的一再警告，母亲显示出相当的坦然，轻松。“没事，阎王小爷不会随意改动一个人的生死簿！”
作者简介：倪丽英 ，女 ，80后 ，企业职员 ，喜欢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