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打电话找我
马树权
弟弟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叫我今晚回家，且千叮万嘱：一定要回去：回去干什么？弟弟说不知道。为什么不问明白？弟弟真是马大哈！大概是为妺妺调转工作的事吧？前天我回家，已明明白白告诉了她老人家，我已为妹妹找好了调转接受单位。唉，母亲好糊涂呀！毕竟是八十高龄的人了，难免糊涂。前天我在家吃晚饭时，母亲一个劲地喊道:快拿筷子来！众人忍俊不禁，原来她手里正拿着筷子呢。近几年像这样骑驴找驴的笑话她没少闹。
赶巧今晚开夜车，因为报社约我的稿子叫我务必明天送去，可那篇反映妇女生活的稿子我才写个头便卡壳了，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似乎灵感的琴弦需要什么弹拨一下，这是"什么"我一时又说不清。这怎能不叫我心急如焚呢？然而，母亲的体性我了然于胸，今晚我若是不回去，她会通宵达旦地厮守窗口等我……
母亲跟弟弟一起过，仍住在几十年一贯制的中国式的小胡同里，母亲住的二层小楼坐落在胡同口。她也几十年住在天井式的四合院，朝南一扇窗临街。她也总爱端坐在窗口朝街瞭望。这不禁使我联想熊岳城望儿山上那尊临海而眺的母亲石。传说她是位翘望儿子望眼欲穿母亲站化而成。
其实，她心里明鏡，过去是翘首企盼我早日调离普兰店。在辽大读书时，因为穿了套显眼的西装，被辅导员丛锦章揪上台，当众羞辱道：“臭浪什么？脱下来！”我理直气壮，据理反驳：“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穿衣戴帽个人所好，我穿什么衣服管你什么事儿，简直不可理喻！”从此他怀恨在心，毕业时滥施职权，在毕业鉴定上写下：“该生资产思想非常严重，应分配到艰苦地方改造！”文革中，在没有人脉的普兰店，我又遭恶人算计，从我一本所渭反动日记中，鸡蛋里拣骨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硬给扣上反革分子大帽子，流放到当地陶瓷厂劳改五年。之后平反，分配到普兰店二中任教，后来，经大哥找人走后门才调回大连。而现在母亲在牵挂着仍在外地的妹妹，儿行千里母担忧。每天吃完饭收拾好家后，她便像在职职工上班一样，盘着腿纹丝不动地坐在炕上，面朝窗口，目不转睛凝视着窗外……
当年我在远离滨城二百多里的普兰店当老师，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周六晚上回来，星期一早返回。母亲患有老年白内障，眼前浓雾弥漫。然而，她却能凭着朦朦胧胧的人影准确无误地分清我们兄弟姊妹，令人叹为观止。
记得那是一九六O年国庆节前夕，我在外地工作第一次回家，当走出火车时，已是暮色时分。我万万没料到，当我走到我家胡同口时，母亲像有特异功能似的，竞一眼从茫茫夜幕中认出我，从窗口探出头激动地喊我的名字，我立时鼻子发酸，泪珠在眶里直打转悠。星期一早晨离家时，她又坐窗口望我离去。我每一次都不忍心回头，却每次眼含热泪地回头望了一眼又一眼，直至窗口人在我眼际消失。母亲当我走到胡同口时，不出所料，看见母亲果然又一如既往地坐在窗口，然而窗口映现的却是母亲憔悴而佝偻的身影，我的眼睛顿然被泪水模糊。母亲到底叫我回来干什么呢？
我一进家，不禁愕然了。屋里欢声笑语，喜气洋洋。我老婆和孩子也在。大圆桌上摆满了热气腾腾令人垂涎三尺的美味佳肴。过年也没有这般丰盛，这办的是啥宴？母亲乐颠颠地拉着我的手说："大权，快坐下，就等你啦，"等我？等我干什么？""嗨，大哥，咱妈给你过五十大寿生日呀！"弟弟这么一说，我顿然感激涕零，泪如泉涌。
母亲糊涂得清醒，我却清醒得糊塗。我竟把自己生日忘到爪哇国去了。母亲把我们兄弟姊妹的生日就像烙印在脑海似的，某某某，生日在某月某日，她时常如数家珍，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连第三辈的生日竟然也记得丝毫不差。
这大概是普天之下所有母亲的天性和本能吧！这顿美餐我吃得稀里糊涂，甚至事后不知其味道了。但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母爱，我却咀嚼再三，其味隽永，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于是我对母亲的孝敬之情更加浓烈，在聚餐间我又不厌其烦地告诉母亲，我已为妺妹调转工作找好接受单位，离家近，奖金又高。母亲眯缝着昏花老眼，菊花老脸绽放道："妈又了却了一桩心事！"俗话说，不养孩子不知父母恩。这话千真万确！我现在已成家立业，才有切身深刻体会：做老人的眼不闭，心事就没完没了。
酒席间，弟弟频频朝我递眼色，并比比划划，示意似乎跟书有关。我骤然心领意会，心里咯噔一声，一种不祥之感袭上心头：过去母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隆重地给我过生日。今天是怎么啦？是不是弟弟从我哪儿拿去的书犯了毛病？母亲大概想借我过生日的机会给我来个先甜后苦：敲打敲打我？
原来还真是为我最近出的一本题为《改革绚丽的浪花》报告文学集的事儿来的。弟弟前几天到我家从书柜里发现这本书，硬是死气白赖地拿走了一本。并非我吝啬，其实书柜里还有许多本，都是准备送人的。唯独没有家里人和亲戚的份儿。原因是怕母亲知道这件事儿。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因为我喜欢弄文舞墨而吃尽了苦头，母亲跟着担心受罪。那时我在普兰店十一中当老师。直至学校武斗时我才跑回家。这之前滨城已枪声大作，甚至动用了大炮。母亲让弟弟写信催我快回家躲躲，并每次在信中提醒我把书信、日记和我写的文章统统付之一炬，千万不要参加武斗。后来接二连三发来"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如果不是这样，我还会忠心耿耿地呆在那犯儍呢。返回滨城时，终因舍不得将多年的文章和日记烧毁，便都带回家。但因那时疏忽而漏掉了本日记，被造反派抄去，而授柄于人。那年月鸡蛋都能挑出骨头，更何况我那本日记里透露出对当时极左路线的不满呢。因此我蒙遭罹难，被一伙居心叵测的政治小爬虫硬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流放到校管工厂劳改了五年。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幸运，感念母亲。如那些文稿和日记不带回家或不被母亲强行烧毁，造反派竞追到滨城抄家，我被罗列的罪名将数以万计，说不定坐牢也在劫难逃。
我的罹难令母亲如雷轰顶，血压骤升，险些走上黄泉路，多亏弟弟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才死里逃生。她出院后依然每天枯坐在窗口，望呀望呀，茶不思饭不想，眼泪从此流干了，眼睛蒙上了玻璃花……
她的病情稍有好转，便在弟弟陪护下，来到那没有电网高墙的工厂监狱宽慰我：“死了那条心吧，以后就别写了，你没那个命呀！”母亲说的命我深知。当年我过一周年生日时，母亲拿来了玩具手枪、皮球、笔和本等十几样东西放在炕上，让我来抓周，我毫不犹豫地抓来个笔和本本，而且神奇地在本上画起杠杠道道来，其中有的象“人”、“大”之类的字。当时，母亲乐不可支，逢人便自豪地夸我是块秀才料。后来，我也挺为母亲争气，小学时作文在《少年报》上发表过并获奖。中学时在省级报刊杂志发表了散文和小说。总之，我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竟然做起了作家梦。
四人帮垮台后，我得以平反。母亲多次去普兰店，哭着闹着，再加找人疏通走后门，总算把我调回她身边。她说我手痒痒，总想写写，她不放心，现在守在眼前看着我。我确实如母亲说的那样，生姜断不了辣气，一时不写憋屈得慌，于是偷偷摸摸地重操旧业，但被母亲发现，她便把我骂个狗血喷头，并抓起我的稿子，撕得粉碎，只字不留。
我结婚后独立门户，母亲不放心，把监视的任务交给我妻子，并经常派弟弟前来侦探。然而弟弟和妻子却被我"收买"了。这样，我背着母亲继续爬格子，且笔耕不辍，发表出版了不少作品……弟弟果然是马大哈，我再三告诫他，书拿回家千万别让母亲发现。可他看完后丢在床上，结果天机泄露，这还了得？
这时，母亲拿着我那本书，用她多能辨别出点光景的眼睛，端详着扉页上我的照片，神情扑朔迷离。我的心旋即缩成一团，惴惴不安，硬着头皮准备接受母亲的严厉批评。可是，大出意料，母亲竟温厚地对我说：“大权，你这本书我叫你弟弟念给我听了，跟电匣里讲得差不离儿。听说书里那篇《彩电梦》还得了什么奖，好啊！往后你就甩开膀子，可劲写吧，妈再也不拦你了。不过……”不过什么，母亲言犹未尽，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尽管这样，我的心还是挺激动的，似乎感到灵魂的琴弦被拨动了，报社约的那篇稿子，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但转瞬间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因为我写的作品实在是艰难发涩，其中深感遗憾的是未曾写过母亲一笔，而母亲在我心中重如泰山。这是为什么？我一时说不清，也许难以说清，所以我只好暂时不去说清，也许这样更让母亲放心。
这时母亲颠着三寸金莲蹒蹒跚珊地走进厨房，不一会儿从那里飘出了缕缕清香，我走进一看，不禁怔呆了：母亲把合十的双手放在额前，双目微闭，跪着面对不知何时摆设佛龛，香炉里插一炷香正袅袅缭绕飘香，她嘴里在念念有词，在祈求菩萨保佑我吧！我顿时泪如雨下……我初来时蜻蜓点水的想法不仅早已荡然无存，而且屁股和腿像生根似的不动了。后来母亲多次提醒别误了最后一班公交汽车，才与妻儿恋恋不舍地走出母亲的家。
夜未央。母亲锲而不舍地坐在窗前翘望着我们渐行渐远地离去，我回眸望了一眼又一眼，分明感到母亲不是在用眼睛望着我们离去，而是在用她那颗慈母滚烫的心为我们祝福！不久，妹妹调转工作之事落定。然而，母亲仍像捍卫自已专利似的又厮守着那个窗口朝外翘望着，翘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