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4年的一件事情。
在乡镇农村，群众一般都习惯选择在逢场天到政府找干部办事。按照群众的话说，那叫“一打鼓二拜年”，集也赶了，事情也办好了，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一天早上，吃罢早饭，我就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先将办公桌上的东西进行了简单的整理，然后，就等待着来找我办事的群众。
大约九点左右，一村干部带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来到我的办公室，然后，那名村干部就“很懂事”的走了。
那中年妇女放下她背上的竹背篓，然后从身上背着的一个小布口袋里，摸出两包“玉溪”，非常直接地对我说：“甘书记，我家里房子垮了，想进行D级危房改造，看看还有没有补贴？”说完就直接把“玉溪”往我兜里塞。
我一边拒绝一边回答她说：“你要进行D级危房改造，需要我们现场看了后再决定。你这个烟，我是不能要的。”
她见我拒绝的态度十分坚决，像是演戏一样在我面前流眼抹泪地对我说：“甘书记，这烟还是我卖的一只老母鸡来买的，你就收下吧！”她的话里除了带有哀求语气外，更多的是流露出了想享受D级危房改造补贴政策的强烈渴望。
其实，那个女人，我是认识的。因为我曾经在她们村兼任过几年的支部书记，对她们村的情况很是了解，当然，对她们家的情况也基本上了解一些。
她们家有四口人，丈夫长期在外务工，一对儿女都在古路乡读初中，家里确实只有一间土墙房屋。我在她们村任职的时候，那间土墙房屋还没有垮塌。如今听她介绍说已经垮了，现在租住在塆上叔叔家房屋里。
她刚才说这两包“玉溪”还是卖鸡换来的，我的眼里也感到一阵酸楚。说实话，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村那种生活之艰苦，我是感同身受。于是就对她说：“危房改造的事情，等我们实地查看了后，再尽快给你答复。至于这烟，你就把它拿回去吧，我是肯定不能收的。”
经过一番“推让”后，我最终还是把“玉溪”扔在她的背篓里，让她回去等消息。看着她很不情愿地离去的背影，说实话，我心里也不好受。她为了享受D级危房改造补助政策，连家里下蛋的老母鸡都给卖了，然后再用它换成烟送给我，可以想象，农民找干部办成一件事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换位思考，或许，我也许会那样做。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一直在想着白天那个给我送烟的女人。思前想后，我觉得对不住那个女人。我当时应该把那两包“玉溪”收下，然后给她等价的钱，或者多给点钱也无所谓，就当做点好事吧。试想，那只老母鸡已经“易主”了，再也不能给她家下蛋变成活钱了；再说，那两包“玉溪”，商店的人又能不能退还给她呢？其丈夫又不在家，要是这烟退还不了，又没人抽，不就浪费了吗？哎，是我的“决策”失误啊！
那个女人的事情我一直记在心上。
第二天，我就与乡政府分管领导一起，到现场查看了她们家里的住房情况，确实是唯一的一间土墙房屋已经垮塌，住房的确困难。
在单位，我才接过村镇建设这项工作不久，手中掌握着D级危房改造的“生杀大权”，哪家需要进行危房改造，哪家需要想享受危房改造补贴政策，我至少可以起一定的“参谋”作用。
那几年，全乡每年申请D级危房改造的至少有20户以上，但是，真正能够享受到政策补贴的只有5—10户。因为，享受补助名额有限，由县政府下达指标，并不是凭农民的个人意愿。所以，全年实施了危房改造的农户，至少有一半以上享受不到政策补贴。
在她家现场，我与分管领导就给她明确变态，同意她家实施危房改造，至于是否能够享受到政府补贴，得待县上名额下达后再说。那个女人听后，非常感动，感动之余，好像也有点失落。毕竟没有给她吃下“定心丸”。
不久，县政府危房改造补贴指标下达了，我们乡只有5户名额，当年全乡实施危房改造的有18户，所以，有13户享受不到政府补贴。
在全乡所有申报人员中，在同等条件之下，同时，也看在我曾经在那个村任过职的情况下，说实话，我动了点“私心”，于是将那女人家实施的危房改造适当“倾斜”了一点，优先纳入了享受补贴的对象，并按照4人户的要求，给她家审批了120平方米的危房改造面积。
那个女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丈夫在外务工，一人在家除了照顾两个孩子读书，还要耕种几亩庄稼，这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然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她还要承担起修房造物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平场、买砖、碎石、河沙、钢筋、门窗及接待匠人等等一切全部都是这样一个瘦弱的女人在忙前忙后。
我原本以为，她家只修建一楼一底的砖混房，没想到，在一次下乡检查建筑安全时，发现她家居然准备建二楼一底的房屋。我当时曾经问过她，不是说家里穷吗，干嘛要修建那么高的楼层啊？
她说，没有办法呀，多数钱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主要是将就工人，要麻烦就麻烦一次。其实，她的话只是一个方面，其中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还存攀比之风，生怕自己家里修建房子落后于别人家的。她就是属于“打肿脸充胖子”那种。当然，别人的家事，我不便干预，只是淡淡的提醒她，要“量体裁衣”，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
大约三个月左右，她家的新房修建好了。我利用下乡的机会，曾到她们家里去看过，新房确实修得漂亮，里里外外都装修得非常好。与她们组其他农户的房屋比起来，应该算最“洋气”的一套房屋了。
此后，她一旦上街赶场，几乎都要到我的办公室里，问她家的危房改造补助款什么时候才能归得到。
说实话，县政府虽然下达了资金补贴计划文件，但是，补贴款真正要划拨到乡镇，按照惯例，没有一年半年是下不来的。于是，我给她作了宣传解释，叫她耐心等候，钱早晚都会发给她的。
直到2015年初，危房改造补贴款仍然没有到乡镇。这时，我因工作关系发生变化，被借调到另外一个乡去工作了。新的一名工作人员接管了我负责的工作。
时间一天天过去，全乡的危房改造补贴款依然没有到账。然而，那女人不去问新的工作人员，总是时不时给我打电话，问我她那个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仍然不厌其烦地给她解释，说我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钱有没有到乡政府，你还是去问新的工作人员吧。
2015年7月，2014年的危房改造补贴资金，县政府还是没有把钱划拨到乡镇。于是，那个女人又去问那名分管领导。分管领导也给她作了正面的解释，说上面的钱不是像我们农户家的钱，想自己支就支，补助款下拨有一定的过程，叫她继续耐心等候。
那女人回家又等了一段时间后，仍然没有等到她想要的结果。于是，她又给我打电话说，问我是不是和分管领导一起把她家的危房改造补助款私分了，并扬言要去县上“告”我们。这个时候，再多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最好的回答就是保持沉默。走自己的路，让她去说吧。
2015年10月初，那个女人家的危房改造补贴款终于归到手了。也算还了我和分管领导的“清白”。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从此，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2016年初，我借调到外乡工作的期限已满，又返回原单位上班。
这时，全乡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
我受组织安排，又被派到我原来兼任村书记那个村任驻村工作组成员。由于经常下乡的缘故，总是时常与那个女人“碰面”。每次，她见到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非常热情地甘书记长甘书记短地招呼我，我同样很礼貌地热情回答她。
在以后的几次与她见面闲聊中，无意中提及她家那年危房改造的事。她说，尽管县上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至今还有好几万欠账没有还清。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她老公身患尿毒症的消息。这给她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听说，她为了给她老公治病，又东挪西借欠下了20多万元的欠账。那个原本才四十来岁的女人，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生活的煎熬，看上去已然像五十多岁的人了，面容十分憔悴。生不容易，活不容易，生活真的不容易啊！
我非常佩服那个女人，她从不向生活低头，不向命运低头。为改善生活和帮助她老公治病，她多次找到政府主要领导，“强烈”要求将她家纳入精准扶贫对象户。可以说，每次都是噙着泪去又流着泪回。那场面，谁见了也会感到难过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也曾流着泪对我说，要我在领导面前给她多多“美言”几句，我也只能回答她“要得，要得”。虽然不一定能够给她“美言”，但至少可以从心灵上给她一点点安慰。
说实话，如果仅仅从她家住房的“外表”来看，她家是不符合精准扶贫条件的。但是，如果从她家庭经济状况及她现在所面对和承受的压力来说，是可以动态调整进入精准扶贫对象户给予帮助的。这也是后来领导在征求我的意见时说的原话。
后来，有人曾经问过我，干嘛不怨恨她，为什么还要替她说话，还要在领导面前替她打圆场？
我的回答其实非常简单：干嘛要去与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呢？！况且，像她这样的家庭和生活状况，谁遇到心里也不好受啊！
其实，那个女人家发生的事，仅仅是农村“生活版”的一个缩影。试问，哪家又没有一些坡坡坎坎的事呢？命运捉弄人啊！
党的扶贫政策是“绝不落下一户贫困户”。感谢领导的“英明”决策，她家终于如愿被调整为精准扶贫户了。别的不说，至少，她老公看病，可以多报销一些医药费了。
我给不了她什么帮助，只能真诚地给她祝福：一是祝愿她的老公早日康复，二是祝愿她家早日脱贫致富。
●作者简介●
甘元俊，网名，骏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