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权力是非常漂亮的东西。你读过波兰作家里扎德·卡普辛斯基( Ryszard Kapuscinski)写的那本《皇帝》( The Emperor)吗?我知道你读过他那本讲他在非洲做战地记者的书，《太阳的阴影》( The shadow of the Sun)，但《皇帝》写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最后一个皇帝，海勒·塞拉西在位的最后几年的故事。那本书很出色地叙迷了权力在那里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一个围绕权力自身而建立起来的精致的组织结构，完全无视国家的颓败。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我很确定希拉克总统的一天中一半的工作—或者任何总统的一半工作—都是一样的:他们在处理像谁会被邀请去某个典礼这样的事，或者怎样准备下一个选举。权力经常都只关心它自己而不是为国家或世界做有用的事。
波诺：是的，我读过《皇帝》，它讲得都是真的。同样的红丝带，人们可以在削减健康预算的那一天用它为医院开幕剪彩，也可以用官僚主义的红带子把自己的手反绑在身后，政治机器让这个事实很难被改变。一个出色的领导人需要巨大的剪刀来让事情动起来。事实上，我认为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必须要有一个听得懂旋律的好耳朵。我的意思是能清晰分辨出观点和想法。我认为那些领导人的共同点，我见过的那些领导人—如果他们够好的话—就是有能力透过想法，谈话和观点的喧嚣，听见旋律，并意识到:这是我们要做的事;这比其他事都重要。他们就像音乐行业里的星探。他们就是A&R部门(Artist&Reper-oirc)①的人，负责发掘和培养概念。比尔·克林顿在抓想法这方面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
你看到过他在行动中的才能吗?
噢，是的!好像我得给他做做广告。
你是说克林顿马上就能抓到点子上?
这么说吧，他的政府里都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我是说，他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他不只有一个听得懂旋律的耳朵，他把耳朵贴着地来为经济，为一切寻找新鲜的洞察，新的想法。他的脑子能记住所有这些事。我见过他几次，但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必须向他竭力推销“放弃债务”的概念，为了2000年庆典这样的活动。
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
我记得那天华盛顿很热，我没料到那么热。我穿了一件蓝色的开司米外衣，我觉得这件衣服很漂亮。我穿了双靴子，但这件开司米外套是为了照顾白宫里那部分强势人物的品味的。但因为那天太热了，我不得不把它脱了，只穿一件T恤、军裤还有靴子，站在总统的椭圆办公室里。我看上去就像是我们巡回演唱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穿得很时髦，但也许不太适合总统办公室。
你是怎样被介绍给他的?
他等着，坐在他的椅子里，在他那间历史性的办公室里。
在他的办公桌后?
不。他在抽雪茄。不是在他的办公桌后面，虽然他谈起了他的办公桌，那是肯尼迪总统的桌子。现在每个总统都选择一位前任总统的桌子。
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知道你是一个第六感很强的人，而且你也有很强的和人相处的能力。
我当时想……(笑)他看上去比我更像个流行歌星。我想他可能也这么认为，因为我的样子看上去真的像是从汽车底下钻出来的。他看上去很睿智，他一直都这样，他只是在那里微笑。然后他的人和他自己都大笑出来。我想他们以为我去那里是
修管道
我更喜欢做木工。
他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来支雪茄。”也许是。但他很忙。他能见我真的非常好。我说了些轻松打趣的话，大家都笑了一会，要知道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非常有趣。我们要去看芝加哥熊队的比赛，他让我们和他一起坐他的总统坐驾去。但我注意到他的注意力只到中等程度，那就是说他在听那些笑话，但并不是很专心。只有当我问他，他对新千年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时。毕竟他要做一个大演讲。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他有什么计划吗?然后我注意到他的注意力变得锐利了。“因为，”我解释说，“我有个很好的想法。”我对他说:“那些游行和喇叭将会成为我们难忘的记忆吗?或者能不能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新的开始，给那些最需要一个崭新的开始的人们，比如最穷的那些穷人?”他问了许多问题然后了解了这个想法，他告诉我他已经在支持HIPC(HeavilyIndebtedPoorCountries，重债穷国)活动，那是世界银行发起的一个活动。他们试图通过这个过程来减轻债务负担，但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快。我说干禧年是一个链条，能把这项事业联系起来，让布雷顿森林的那些人，比如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等等，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对此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支持，但他知道他在财政部那里会碰到麻烦，因为罗伯特·鲁宾(RobertRubin)，他是那时的财政部长，并不热衷于取消债务。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的崇拜者，美国第一个财政部长，他曾经面临一个选择，那就是在美国独立后是否应该否认他们欠英国的债，他最后决定偿还这些债务，靠这个，他贏得了信誉
但克林顿有没有明白你所说的东西?
这对他并不是个新概念。可能有新意的地方是一段旋律究竟能有多流行，如果向我这样的人都对它感兴趣，那它可能成为他在1999年除夕夜可以唱的一段旋律。
所以你在那里试图想达成一个目标。你要他在演讲里提到这个
我要的不只是他提到这件事，我要他跟进贯彻这项工程，让银行、世界银行都行动起来，就像后来发生的那样!(笑)因为这将要花费纳税人的钱来取消这些债务。我没有意识到他这么支持这个想法。我们互相写了很多信，我们通信，我们谈话。但直到他离开总统的位置，我才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记得他的首席经济参谋，他叫吉恩·斯贝林(GeneSperling)，是个很好的人，他告诉我总统对没有更深入地推进我的提议是多么的生气。有一次我给他写了封信。吉恩就接到一个从空军号飞机上打来的电话，总统用他的最高音量在向他吼叫，指着我的信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所以，你知道，这给了我信心和信念，一个像他这样需要考虑这么多事情的人不仅仅用耳朵听我们的这段旋律，而是用心在为全世界的穷人着想—人在高位，而且用心去做，他可以敲打着桌子斥责他自己的手下就因为他们没能彻底贯彻这项工作。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怀疑坐在那张桌子后面的这个人，哦，顺便说一句，那桌子是爱尔兰橡木做的。
链接：《波诺谈波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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