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找到穿过黑暗的方法的?我猜，跟许多人一样，你也一次次地跌倒过
我试着让光更亮一点。
这到底是什么?我举个例子。
哈里·贝尔方蒂( Harry Belafonte)0是我心目中的几个伟人之一。他是个老派的左翼分子，他有一些很坚定的信条，他对这些信念的执著程度就像其他人对待生命一样。他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关于鲍比·肯尼迪( Bobby Kennedy)的故事，这个故事真正改变了我的生活，指引我走向现在的政治方向。哈里记得有一次和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开会，那是60年代早期，民权运动正遭到抵制。(模仿贝尔方蒂的沙哑的声音)“我跟你说，鲍比·肯尼迪当上司法部长的时候正是民权运动最绝望的时刻。那对于民权运动是很糟糕的一天。”我说:“发生了什么?”他说:“哦，你看，你忘了。鲍比·肯尼迪是爱尔兰人。”那些爱尔兰人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者，他们不喜欢黑人。他们让我们觉得他们在社会阶层上要比黑人高一层。他们都是警家，他们每天都在让我受苦。鲍比在当时对民权运动的冷漠态度是出了名的。我们知道我们碰上了个大麻烦。我们都垂头丧气，处在绝望中，同马丁谈话的时候都在呻吟，低吼这些不利的事件，而金博士拍了一下手命令我们停止这些胡话:“够了，”他说，“有谁能告诉我鲍比·肯尼迪好的地方吗?我们说:“马丁，这就是我们在跟你说的东西!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好的地方。这家伙是个爱尔兰天主教保守主义坏蛋，他是条坏新闻。”马丁回答道:“好吧，那么我们现在休会。等有人发现鲍比·肯尼迪对我们有利的地方时我们再重新开会，因为，我的朋友们，这才是我们的运动得以通行的大门。”所以他中断了会议让我们都回家了。他不会再听什么对鲍比·肯尼迪的负面评价，他知道一定有正面的东西。而如果有的话，就有人能找到。
他们最后找到鲍比·肯尼迪的优点了吗?
最后他们发现鲍比和他的主教关系很近。所以他们就和这个人交上了朋友，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进入鲍比的灵魂的人，他能把他变成他们的特洛伊木马。这些拥护民权运动的人差不多联合了主教大人，让他来劝说鲍比。哈里在讲到故事结尾时变得有点激动:“当鲍比·肯尼迪倒在洛杉矶的某条人行道上死去时，他是民权运动最伟大的朋友。对于这项运动的推进，没有人比他对我们帮助更大了。”这也就是我一直在想的。我是说，鲍比·肯尼迪仍然是我的灵感。不管他夸张与否，那对我都是很重要的一课。因为金博士这样说过:不要对人们的符号做出反应—左翼、右翼、激进主义、极端保守主义。不要用谣言来判断别人。找到他们的闪光点，因为那会帮助你的事业。我紧紧遵循这一忠告。所以，不要认为我不理解，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我只是有时不表现出来而已。
我觉得有时在你的位置你能做到很多其他人做不到的事。办康复院的人不会有机会和托尼·布菜尔讲话。但是我仍想问你，你不是也有可能被这些政治家利用吗?他们有时不会做许多他们被人们选上去时该做的事。
我愿意被利用，这就是我做的交易。我会和任何人一起走出去，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但我不是个便宜的约会对象。我知道我正在被利用，而这一切都有个代价。
代价是什么?
举个例子，到目前为止，通过DATA的工作，我们已经在2002年底从美国政府得到额外的高达50亿美元的对最贫困人群的资助，而且他们承诺在今后几年会提供200亿美元用于帮助那些治理腐败、主动防治艾滋病的国家。从一个保守的政府那里拿到这些钱，这在发达的社会里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在年前(2004)都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你没有代表这个组织，他们还可能取得这些成就吗?
有很多人都参与了这项工作，但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我们的工作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突出正义事业，而不仅是慈善事业，让右翼的人和左翼的人可以一起努力，让激进的学生运动分子和保守的教会组织共同努力。我们让摇滚歌星、经济学家、教皇和政治家都在同一张赞美诗的稿子上签了字
这一切是不是开始于“取消债务”活动?
我刚才说的是DATA在美国的情况，但你是对的，这个模式开始于欧洲2000年庆祝大典时所发起的消除第三世界债务的活动。1997年，有人叫我参与帮助一个活动，该活动旨在千禧年到来之际取消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政客们想办得戏剧化一点，以使这个时刻成为一个标志，这将废除经济奴隶制度。像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这样的国家，花费在还冷战时期欠下的债务的钱要两倍于他们用在国内健康和教育的经费，这是令人发指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借了那么多钱呢
你可以说这样借债是不负责任的，但给予这些贷款同样是不负责任的。在60和70年代，西方世界向任何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砸钱。冷战在非洲也同样进行着。像蒙博托(Mob)o这样的人，他在扎伊尔时把这些钱都存在他自己瑞士银行的账号里，却让他的人民饿死，让这些人的后代来为他们父辈的错误决定还债是不对的。就像我说的，这不是慈善，这事关正义
你最后成功取消了多少债务?
大概三分之一这样的债务，加起来有1000亿美元
你感觉自己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吗?
老实讲，我觉得我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是在美国。这个活动在欧洲早就发展得不错了，特别是在英国，但美国，2000年庆视大典这件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几乎要没有时间来发展群众了。我必须直接去找那些决策者，或者至少是认识决策者的人
你找的是谁
我打的最好的一个电话是给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
尤内斯·希瑞佛·肯尼迪( Eunice Shriver Kennedy)，约翰·F·肯尼迪( John F. Kennedy)的姐姐，她那时40岁，她两次改变了世界，第一次是建议让迪尼迪竟选总统，第二次更大程度地改变世界是创建了“特殊奥运会”。这是一个为民服务的传奇。肯尼迪家族的所有人都是这样，我这样说不是因为他们是爱尔兰的皇族，而是因为我曾经亲眼目睹他们是如何努力工作的。
链接：《波诺谈波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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