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24日晚8时，95岁的李约瑟去世以后，人们把他和他前后两个妻子李大斐(英国人，原名多萝茜·玛丽·莫依尔，1896-1987)和鲁桂珍(华裔，1904-191)的骨灰，合葬在李约瑟研究所大门前花园的花坛内，成三角形并置。花坛上的三个铭碑中，中间的一个是李约瑟的。
在研究所大门的左侧，红砖砌成的柱台上，安放着李约瑟的半身铜像。李约瑟虽然离去了，但却永远能在他为之奋斗终身才建立起来的李约瑟研究所和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的怀抱里安然长眠。他和他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让人们永远深深地纪念和不能忘怀。
《中国科学技术史》实在是震惊学术界的一大奇迹。正如李约瑟的老朋友张孟闻先生所说:“这样博大精深的宏伟著作，不但几百年来的东西洋汉学家无法比拟，我国的一般渊博学人也未必得其俦侣。”
李约瑟从1948年开始写这部科技史著作，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到了80高龄，仍然执著如前地往下写，直到全部完成。如果不是热爱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他怎么能够编写出这么奇特优异的宏伟巨著吗?
在此之前李约瑟已经是很有名气的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他的巨著《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使他在学术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被称为一门独立的生物化学新兴学科的创始人，并因此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37年，沈诗章、王应睐、鲁桂珍三位中国留学生到剑桥大学并认识了李约瑟以后，李约瑟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他与这几位中国学生的交往，他发现他们在科学上的理解和智力的敏锐方面并不亚于他，但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却起源于西方世界呢?这些思考，“使他逐步从基督教世界的绝对价值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世界人存在着其他同样微妙复杂、同样迷人、同样值得探讨研究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上面这段话是后来成为他夫人的鲁桂珍写的。从此，李约瑟在几位中国学生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把一本中文词典当作天下第一奇书，认真而又极有兴趣地阅读。
1942年，他又幸运地获得一次去中国的机会:他以皇学家会的代表受英国政府委派，到中国作科学报告，支持中国科学家在抗日战争中的抗争精神。李约瑟在中国的工作主动而积极，只要需要物质和精神鼓励的大学、工厂、医院……他都去;而且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成立了一个“中英科学合作馆”，尽力让中国科学家能从事必需的科学研究。1946年，李约瑟离开中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
在中国的四年经历，给他带来了许多变化。他在给鲁桂珍的信中说:“从我初到(中国)这里以来，你们国家和人民给予我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他的道家思想越来越浓厚，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十宿道人”。“十宿”是中国古时对约瑟( Joseph)的译音，而李约瑟的英文名字是 Joseph Needham。后来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胜冗子”。他为什么取这么一个雅号呢?他说:“大家通常并不把‘胜冗’二字联系起来当作一个词用。可是，从字典上可以查到冗”字的一个意义是‘混乱繁复的事物’。所以，胜冗子’的意义就是‘克服混乱的能人’。”
李约瑟在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以后，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他极大的诧异:为什么前14个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超过欧洲而后来却又落后了呢?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这些问题成为他决心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因之一。
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从此以后，中国科技史便成了世界科技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68年，68岁的李约瑟为了建设一个永久性的研究东亚科技史的基地，不让自己已经积累的6000册书和资料散失，他不惜捐出自己的私产，千方百计找企业、私人募捐，筹集资金。这件工作花费了他巨大的精力，终于在1986年11月，建成了位于西尔威斯特路上的“东亚科技史图书馆”，具有中国建筑特色的“李约瑟研究所”也同时成立。
这个被李约瑟高兴地称为“中国庙”的图书馆加研究所大功告成之后，李约瑟的身体也开始衰弱。他的长期合作者和第二个妻子鲁桂珍于1991年先他而去。四年后，95岁的李约瑟可以说是安然地离开了人世。因为他那震惊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写完，他期望的图书馆、研究所也建成了，而且亲眼目睹它们正常运作了好几年。
当后世学人在进出研究所的大门时，那经过他墓前急促的脚步声，将使他永感受到事业的继续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