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巷村，在这个秋天已成为记忆(散文) ||江苏 蔡竹良

徐巷村在这个秋天已成为记忆●蔡竹良丹阳城东约五六公里，九曲河南边有一个小村庄叫徐巷村，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我的老家徐巷村的文字，只是笔拙不敢轻易触摸沉重的乡愁话题。没想到，原先距离丹阳城很远的徐巷村，竟因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短短几年工厂就建到了村边。更没想到的是，进入2019年村庄忽然被征地拆迁。如再不为家乡写点纪念的文字，恐会遗憾终生。我虽然早已离开了徐巷村，但家乡已完全融进我的血液，常常进入我的梦乡。当我远离家乡时，我最关心中央电视台关于家乡那片天空的天气预报;每当我听到家乡的佳讯时，兴奋之情总是难以自己;当回乡探亲走近村庄时，总有一股欲亲吻家乡泥土的冲动。徐巷，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村名，但自我懂事起，就没发现徐巷村有一户徐姓的人家，为什么叫此村名也没人说得清楚。市史志办新编的村史则写道“据传，因徐姓村民最早入住而得名。后人丁不旺，搬迁至荆林马王村。”此说法应该比较可信。现在的蔡姓、周姓、杨姓、藏姓、蒋姓等人家均不是原居民，都是解放前从邻村、或是从丹阳胡桥、横塘等不同的地方陆续迁入的。徐巷村距荆林镇很近，可在解放初曾一度隶属留墅乡(后陵口人民公社)，1961年9月才正式划归荆林人民公社。因为村民都是从外地迁入的穷苦人，解放初农村划阶级成分时，全村是清一色的贫农。穷苦人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最坚定。徐巷村是最早成立互助组，加入高级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的村，也是共产党员比例最多的村，我父亲就是村上解放初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几名党员之一。他一直担任东顶大队会计，兼队办厂会计和徐巷村会计。记忆中的父亲工作十分认真，会计业务精远近闻名。我多次看到，父亲因几元钱，甚至几分钱的账目收支不平熬夜核账。父亲曾多次被丹阳县和镇江市政府评为先进个人，大家习惯称他“蔡会计”，以至有人忘了他的姓名。他既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更是一名工作最讲认真的共产党员，是我人生的楷模。徐巷村在几名党员带领下，积极走集体化道路，成了乡、县的先进典型，受到上级政府表彰。互助组组长周和尚还被评为镇江市劳动模范，曾一度与横塘的陈和发①齐名。拆迁前夕的徐巷村徐巷村是典型的苏南水乡村庄。村西原是一条长沟，后被新开挖的勤丰河取代，仅残留靠近九曲河的一小段。村东是一个大水塘，全村以前饮水、淘米洗菜、洗衣全靠它。夏天，清澈见底的水塘是理想的游泳场。中午，或傍晚，姑娘们在塘边码头浣洗，碧波中不时传出打水战的孩子们的打闹声和游泳的小伙姑娘们的戏笑声。水塘装满了我儿时的快乐。徐巷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庄。谁家一声狗叫，全村都能听到。全村总户数(除外迁户外)从没超过50户，人口一直徘徊在120人上下，排在原荆林乡东顶大队倒数第二位，还有一个人口更少的村是邻村倪家村，现两村合为—个村民小组，隶属于开发区东青行政村。徐巷村地处原荆林乡东顶大队、荆林大队、荆村大队三个大队交界处，是典型的边缘小村。边缘小村最大的可能就是早先是在荒芜地上建立的新村。徐巷村曾是一个穷村。我小时候，看到村上只有藏姓、蒋姓两户人家因解放前做生意，家庭条件较好，住的是宽敞的砖瓦房。其余人家住房都很简陋，大多都是土坯和砖块混砌的墙，还有的是土坯墙稻草屋顶的草屋。最困难的几户竟是两家合住一间房，分居前后半间，从前面一个门进出。那时每个家庭小孩都多，有男孩有女孩，七八个人，甚至十多个人住在半间房子里，可以想像得到住在里面的人有多拥挤和尴尬，因此，盖房成了村民最大的人生目标和奋斗动力。我记得村上有一户与别人家合住一间的青年，结婚时只好借了邻居的半间房做新房。远望徐巷村在生产队争工分的年代，年终能分到现钱的户数不多。家里壮劳力多，吃闲饭的老人和孩子少，挣的工分多，才能是余支户，年终决算分红时才可分到现金。如果家里吃闲饭的老人和孩子多，往往是超支户，不仅分不到现钱，相反还要倒欠生产队的钱。每一个工分值多少钱要根据生产队当年的收支余额核算，所以，每年不同，每个生产队更不同。徐巷村的农业和副业收入在当时所在的东顶大队算是中上水平，但即便如此，全村每年也有将近三分之一是超支户。超支户日常花销和孩子上学费用就只能靠家庭养猪，养羊，养兔。如果一户人家每年有一二头猪，加上几只羊、兔出售，就基本能维持生活开支。年终分配时，余支户领到钱，一家人高高兴兴。大人赶忙到镇上，或上丹阳城(老家人称上街)扯布，把裁缝师傅请进家门，给全家大人小孩做新衣。做了新衣，—般都要等到正月初一拜年才会穿出家门亮相，出新攀比。衣服布料的好差，成了衡量各家经济条件的主要标志。不管是余支户，还是超支户，都是千方百计想盖新房，急切想改变住房困境。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就盖砖瓦房;经济条件差的就盖土坯房，打地基用砖，砌墙用人工制做的土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上掀起第—次建房高峰，但建土坯房还是占相当比例。土坯墙虽不如砖墙坚固，但费用低，能快速解决住房拥挤窘迫。我家当时也盖了两间土坯房。盖土坯房虽省钱但费力，制土坯是繁重的劳动，非常艰辛。土坯有两种，一种是小土坯。制作小土坯要把地里的土运到村里的场院上，浇上水然后用脚使劲踩，待把土踩透有了粘性，用不同规格的木模脱成小土坯，晒干后就可用。小土坯主要是用于砌内墙和砌灶。另一种是大土坯。制作大土坯就在农田进行，一般是在乘稻子收割后种小麦前抢好天气进行。在农田中间把土翻松，翻土面积的大小按照所需土坯数量确定。浇上水，干湿要把控好，先用脚踩，待把土踩透有了粘性，再把表面压平。待稍干后用碌碡反复压结实，待快干时按土坯规格要求画出长方格线，人工用铁锹把土坯挖铲出来堆放。挖铲土坯不仅是重体力活，而且技巧性极强，如挖不整齐，或铲不平整就会影响土坯的美观和使用。待堆放的土坯晾晒干了就可以运回用于砌墙。因土坯重，运土坯一般用独轮车。木制独轮车是那个年代农村主要运输工具，送公粮、买化肥农药都用它。推独轮车是青壮年劳动干的重体力活，挣工分多，村上年轻早早都学会推独轮车。徐巷村曾经的农田以前，村里人起早摸黑在地里干，把土翻过来再翻过去，产量还是很难提高，辛辛苦苦忙一年还是没多少收入。村里的父老乡亲曾学习大寨人战天斗地一直想改变村里贫穷面貌，一心想过上富裕幸福生活。全村人年复一年用人力平整土地，格田成方，修了一条条机耕路。但落后的耕种方式，还是靠天吃饭，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给农民带来致富的希望。遇到旱涝等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全村就得吃返销粮。鱼米之乡，竟解决不了温饱，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每年一到三春头，村上许多断炊的人家就得求爷爷告奶奶四处借粮。我母亲省吃俭用，精心计划，家里不至于断粮。我母亲有—句口头禅:“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我家里略有余粮，全是靠母亲严格按计划吃粮，家里粮屯上全标上刻记，每天每月每季按标记用粮。粮食有短缺时，母亲做米饭时就会渗杂大量青菜、山芋等予以弥补。我记得邻居大婶常到我家借粮，真不知那样的日子村里人是怎样熬过来的。现在每当想起那个年代的情景，恍如隔世。改革开放后，先是乡镇企业，后是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村上年轻人走出田间，纷纷进厂上班，或学木工、瓦工、裁缝等手艺挣钱，家家户户经济收入大增，改善住居舒适度成了村里人的共同追求，开始掀起第二次建房高峰，纷纷兴建二层楼房。楼房里有了卫生间，用上了太阳能淋浴，代代都用的尿桶、马桶从此告别每个家庭。进入新世纪，村上建的小楼房越来越气派。徐巷村虽小，但村风淳朴，村里的年轻人上进心极强，先后有5人入伍参军，竟有3人在部队提干升至团级干部，多人走上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岗位。恢复高考后，村上年年都有人考上省丹中，考上大学，或读研读博。这让相邻的几个大村里的人很是羡慕，说是徐巷村风水好。其实，村里人自己心里明白，是因为受优秀村风的熏陶。房屋拆除后的徐巷村徐巷村以前通县城的路都是泥土道。到了雨雪天，路上泥泞不堪，一步三滑，行路十分艰难。改革开放后，丹阳经济逢勃发展，城乡建设进入快车道，村后通了丹访公路，九曲河也整治一新，村南边不远处是机场公路，家家有汽车，进城只需十来分钟。小村彻底改变了面貌，村里通上了自来水，水泥路通到家家门口，安装了路灯，建了村民健身场所，晚上男女老少跳起了广场舞。村上盖了公共厕所，彻底告别了露天茅坑。农村人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里，城乡差距在不知不觉中缩小。改革开放初，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想方设法拉关系把户口迁到城里，或城郊。而如今，城乡引力在不知不觉中反转，村里人每年有各种福利和分红，让原先那些把户口迁到城里的人懊悔不已，甚至有人悄悄往回迁。新时代家乡日新月异。村里人说:“现在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村里人怎么也没想到徐巷村这么快被拆迁，男女老少全部被政府安置到城区几个小区，农民一夜成了市民。似梦似幻，虽是时代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一个偏远小村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夏末秋初，随着挖掘机的轰呜，徐巷村短短几天便被夷为平地，不复存在，已成为村里人的记忆。村里人将很快融入城里人的生活圈，也许有人会渐渐淡忘已消失了的徐巷村，而生我养我的徐巷村却已深深镌刻在我心里，我留恋村上的每一栋房，每一条巷，每一条道，以及村上的一草一木。注:①陈和发(1915.12－2001.4.30)江苏丹阳人。1953年8月入党。1958年参加工作。初小毕业。1927年务农。1949年10月后任村农会小组长。1950年任互助组组长。1952年任初级社社长。1954年任高级社社长，江苏省丹阳县人委委员，丹阳县政协常委，副乡长，丹阳县横塘公社横塘大队党支部书记。1971年任丹阳县委书记，江苏省革委副主任。1974年－1984年2月任江苏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中共第9、10届中央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