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两个渐行渐远的灵魂，也曾深深相依。
曾经，我以为友情会天长地久，却想不到最后是无疾而终。
相识免不了人在风中，聚散终由不得你我。
就像在史册上留下千年一叹的那对朋友——苏轼和章惇。
和我们一样，他们相遇在彼此最美好的年纪，也曾把酒言欢，也曾抵足而眠，也曾肝胆相照，也曾义薄云天……
但是命运总是和我们开着一个又一个的玩笑，那些我们以为可以天长地久的友谊，终免不了在某一天说声“再见”以后，渐行渐远。
01
岁月在变迁，彼此在成长
公元1057年，苏轼20岁，章惇22岁。
他们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赴京赶考，因为有着相同的目标，两个才气纵横的年轻人，很快被对方吸引，然后相见恨晚，互为知己。
时光无法回溯，我们很难探究两个陌生的青年，为什么能够在极短的时间相交莫逆。
但是，每个人都能够从自己的身上找寻到那段青春的时光。
那时的我们一无所有，一文不名，但是我们有一颗最为纯粹也最为火热的赤子之心。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友交于微末之时。
最好的感情，可能都因为最初的那份的简单。
苏轼性格温和豁达，章惇也还是一个直爽豪侠的青年，他们的友谊“无用”且快乐着。
可惜，这样的时光很单纯也很美好，但是它却不会停留。
因为科举名次屈居自己的侄子，章惇一气之下跑回了老家，打算下届重考。
苏轼却进士及第，率先入朝。
3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两人重逢在朝堂，依旧热络，只是连他们自己或许都没有觉察，曾经的亲密无间在流水的岁月中渐渐产生了细微的裂纹。
以章惇耻居人下的要强个性，既然起步晚了，那么他就会更加拼命。
所以，你可以从史书上发现他的确才华横溢，但是他对权力也的确太过钻营。
苏轼洒脱不羁爱自由，工作能力没问题，可文人的性格注定了他成不了一个合格的政客。
以至于后来他的官越做越小，章惇却越爬越高。
然后彼此的距离也越来越大，能密切交往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岁月在变迁，彼此在成长。
纵使没有矛盾，没有分歧，没有背叛，一个人也会慢慢长成另外一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曾经的无话不谈也变成了无从谈起。
原来，很多时候，友谊只可共青春，而不足以共成长。
02
我把你当唯一，你把我当其中之一
苏轼和章惇有一段同在地方当官的经历。
那时他们也还都是官场上的菜鸟，两个人的官职都不大，小小公务员有不少清闲的时光。
一次，两人相邀去爬山。
哥俩还没走多远就碰上了一个难题：“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
对岸的风景虽然很好，但是操作的难度系数太大。
苏轼当场认怂，他虽然“贪玩”，但是也不想自己和好友把命玩掉。
但是章惇却在一旁怂恿，最后还冒险度过，并且在绝壁上写下：“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直到这一刻苏轼才发现，原来章惇身上有一股他不曾想象“狠厉”，为达目的，他不在乎朋友的生命，甚至连他自己的命也可以不当一回事。
于是感叹道：“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一个将生命看得如此随意的人，友情恐怕也无法成为他的羁绊。
之后的事情，果然按照苏轼预期的剧本发展。
从地方升职以后，章惇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他那喜欢冒险的性格在政坛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恰逢王安石变法，章惇义无反顾地成为了变法的急先锋，他的身边有了越来越多的新朋友，而苏轼这个老朋友，虽然来往未绝，却日渐冷落。
在章惇的心中，友情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也许还只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一部分。
有人说：“友情里最让人唏嘘的就是，我把你当作唯一，你却把我当其中之一。”
对于某些人来说，好朋友也是有时效性的。友谊无法天长地久，是人生的常态。
03
三观不同，很难相融
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
这是苏轼这辈子最大的命运转折，也是他和章惇友谊之光的最后一次绽放。
不过是一封普通的表文，却因为理念的争锋相对，被构陷成叛国之罪。
苏轼的人缘极好，虽然涉及谋反大案，却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章惇。
但是，就在苏轼以为两人的友谊经此一难会重回最初的美好之时，却不料章惇只是给他们的这段友情画下一个句号罢了。
作为新党的领袖之一，章惇此时已经位列中枢，后来升任太宰。
而苏轼一直走的是平和的路线，被看作旧党的代表人物，章惇自然不可能见到自己的政敌有东山再起之日。
也许章惇没想过把苏轼置于死地，但是他也没想过让苏轼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苏轼后半生的贬谪之路背后，大多站着章惇冷酷的身影。
“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
“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苏轼性格乐观不假，但是他的真实处境可没有他的诗词里写得那么漂亮。
从中原腹地，到中华边疆，他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看着一张又一张贬谪的命令，还是老友章惇撺掇的圣意，最初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曾经那么好的朋友，最后竟然会成为一生的宿敌。
04
渐行渐远
为什么好朋友会渐行渐远？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复杂。
人生就像跑步，总有人快有人慢，时间地点都不是阻隔，但是当认知不在一个频道，即使近在咫尺，也是两个世界。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三观不同，很难相融。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因为徽宗登基，苏轼免罪回京，在路上他收到了章惇被罢相的消息。
章惇的女婿生怕苏轼回来会报复章家，连夜写信去求情。
我们不知道苏轼收到这封信时的心情，他是否想起了那两个曾经把酒言欢的年轻人？他又是否会记得那张曾经热情洋溢后来变得冷漠无情的侧脸？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苏轼在回信里写了一句：“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一切都过去了，好好保重身体吧。
苏轼依旧还是那个温和豁达的苏轼，可他的身边再也不会出现那个可以推心置腹的青年。
有些人既然成了熟悉的陌生人，那就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吧。
一个作家写道：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 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 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在人的一生之中也只有少年期有。
原来，成长的本质不是向好，而是变得复杂。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那便散了。
正如歌词里写的，“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