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青军
童年的时候，村西不远有一片杏树园。杏树园很大，算起来面积不下百十来亩。粗的两人合抱才能楼住。每年麦子黄梢的季节，黄澄澄的杏子就熟了。
散队那会儿，俺家就分到了十多颗杏树。父亲和我出去卖甜杏儿，母亲守园子。那时一斤甜杏儿能卖一毛五到两毛，有早熟的，晚熟的，前前后后四十多天，收入也不小。母亲在家守园子，把风刮掉的，自然熟落的杏子搜集起来，能卖掉的卖掉，不能卖掉的、烂的、蛆拱的，扒去外皮，取出杏胡，积攒在一起。母亲有时给我往杏树园送饭，路边，地头，哪儿有了，母亲都也捡起来。杏儿卖完了，家里已有半布袋几十斤了。
几十斤的杏胡，被母亲放到做饭屋的小房上，摊平，直到冬天晒干才收拾起来。
一进腊月，巷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要做五香杏仁，我家也不例外。吃罢晚饭，母亲便教我砸杏胡。母亲要我先找半截青砖，青砖要大，要厚实。然后在青砖上用錾子錾出一个拇指大的小坑，杏胡放进小坑里，半露半不露，用小斧锤轻轻一砸，“啪”地一声清脆的响声，杏胡破裂，金黄的杏仁儿就露出来了。一般一晚上能砸一小碗，有时候替父亲干别的活计，就耽搁了。
砸完杏胡，母亲找来一个大瓦盆，倒上水泡杏胡。冬天，天凉，杏胡泡的时间，没有七、八，十来天，泡不好。心急，泡的天数短，煮出的杏仁儿又苦又涩。“这该咋办？”我问母亲，母亲说：“看水色！泡上三四天后的杏仁颜色开始渐渐变黄，杏仁儿就泡的差不多了，把水倒掉，再换上，直到泡杏胡的水变成清凌凌的，就中了。”母亲总是边鼓捣杏仁儿边教我，有时自言自语，一句话说上好几回。
泡好的杏仁儿，还有一件麻烦活，就是搓皮儿！嫌冷，倒上热水，母亲又和我挽起袖子，一粒一粒过手，虽然搓的指头麻木了，一想，要马上烧火煮杏仁儿了，就有了盼头。
奶奶老了，父亲家里地里杂活多，母亲就让我烧火煮杏仁。俺家的做饭屋不大，全部是麦秸泥垛的，秫秸棚顶，里面盘着一个大灶火。母亲往大灶火里到上一梢水，给我引着火，我就开始大火烧。水开了，母亲把配好的大小茴香、花椒、生姜放进水里。母亲总嫌杏仁儿少，再掺些黄豆、青豆。
大灶火上呲呲冒着热气，杏仁儿煮好了，母亲揭开笼头，用柳条笊篱捞出，散上大盐，挽起袖子来回搅拌，这时，灶房内一股醉人的香气扑鼻而出，弥漫整个小院。一大群麻雀叽叽喳喳飞到院子里的老枣树上，在香气缭绕里跳来跳去……
刚煮好的五香杏仁儿有足足一大瓦盆。母亲盛出两碗，我洗净手，仰起头，用手抓着吃，一颗，一颗，清香怡人。那时我觉得，这五香杏仁儿的味道，天底下难找。每年煮好五香杏仁儿，我敞开肚皮，吃个饱，就连在被窝里打“隔艮儿”，都是满嘴的五香味道。
夜里，有时大爷和我在奶奶的炕头前猜火柴，输赢就用五香杏仁儿。猜对了，吃杏仁儿。不知何因，我竟然一直是“赢家”，往往会吃上一大铜勺子。大爷是光棍，很疼爱我，大爷出“宝”时，故意露出破绽让我猜到，目的是让我多吃。
我记得过罢正月，姑父来赶会，冲门方桌上是一盘五香杏仁儿外加一瓶72度的衡水老白干。一瓶老白干，一盘五香杏仁儿，简简单单，就把亲情的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从现在吃腻了的大鱼大肉说起，那时母亲的五香杏仁儿该是多么金贵。
五香杏仁儿在我家里，能吃上大半个春天。往往是母亲、父亲舍不得吃，留给孩子们，自己吃咸菜。大爷给我总说一个人，不叫个家。来我家串门，也是从不吃一粒五香杏仁儿，现在想起来，心里酸溜溜的。
后来我结婚分家，父亲划给我两颗歪脖的“孩子红“，满树的杏儿像蒜辫。为了怀孕的妻子吃得好，母亲帮我做五香杏仁儿，当时我清楚地记着母亲依旧穿着那件破旧的粗布蓝色旧棉袄，在灶房内替我烧火。母亲给妻子说：”你多吃些杏仁儿，对来世的孩子有好处！“那天晚上，又是一叠五香杏仁儿在油漆斑驳的小饭桌上，飘逸着清香，母亲和妻子边吃边谈，其乐融融。
转眼已是三十个春秋了，当年健壮的杏树早已做”朽“。唯独，母亲的五香杏仁儿，散发着你品味不到的乡愁，那温馨、幸福的味道只有我一人才能领悟，才能独醉！
作者简介
董青军，河北永年人，职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