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魏尔伦( Paul verlaine)法国著名诗人、象征派诗歌运动的主将。
魏尔伦于一八四四年三月三十日出生在法国东北部与德国毗邻地区的麦茨城。当时他的父亲在某工兵团担任上尉副营长，正在该地驻防。父亲退役后，全家于一八五一年迁居巴黎。
魏尔伦在巴黎著名的波拿巴中学读公能书，是个勤奋的学生。但是一八六年进法学院学习后，他开始荒疏学业酗酒胡闹。一八六四年，他在“鹰与太阳”联合保险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巴黎市政厅谋到一个抄写文件副本的差事。这差事相当清闲，他常有时间出入于文人麇集的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咖啡馆。当时，强调无动于衷、讲究形式至上的巴那斯派诗歌正在兴盛之际，魏尔伦与巴那斯派诗人交往甚密，很快就成为这个流派的首领勒贡特·德·利尔的信徒。一八六六年出版的一册《现代巴那斯》诗集中一次就刊登了他的六首诗，表明他已俨然作为巴那斯派的活跃分子步入诗坛。
一八六六年底，由魏尔伦的一位表姐出钱印刷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即著名的《土星人诗集》。加上卷首诗、序诗和收尾诗，全书共收诗四十首。诗人在卷首诗中引述了古时智者的说法:每个人降生时都有天上的一颗星作为征兆，而在土星的征兆之下降生的人注定要经受不幸和烦恼。他这部诗集就是反映世上的“土星人”的不幸和烦恼的，其中许多诗表现了巴黎人的灰色的生活有着浓重的忧郁和颓废的情调。字里行间，充溢着一颗孤独无力的灵魂的哀吟，这灵魂感到自己被土星注定了要受“恶风”袭击、渴望慈母般的爱情来给予保护诗集一方面呈现出巴那斯派重形式、轻灵感的烙印(正如诗人在收尾诗中所说，他认为只要经过“艰苦的长夜”在形式上刻意求工，作品就会“冉冉升起，如轮朝日”);但另一方面，它也证明诗人在气质上与象征派诗歌的先驱波特莱尔更为接近。一八六八年八月魏尔伦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拜访大文豪雨果时，雨果竟当场朗诵了《土星人诗集》中的一些诗句，使之大受鼓舞。
一八六九年，魏尔伦的第二部重要诗集《游乐图》问世。它包括二十一首短诗，是诗人阅读了龚古尔兄弟的绘画史著作(十八世纪的艺术》并多次参观卢浮宫博物馆新展出的华托、夏尔丹、布歇等人的绘画以后写成的。在这些名画的启发下，诗人以精细的笔触描绘了多情善感的人们游乐时的种种风情《月光》下幸福的遐想，《哑剧》中小丑在假面具下的泪水，《曼陀铃》声中情侣的欢悦，《萎靡者》对死的渴望……。从富有流动性的形象以及为追求音乐感而采取的较为自由的韵律，不难觉察诗人的象征主义的征候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年魏尔伦出于对第二帝国现实的不满，已经同德勒克吕兹等进步的政治活动家取得联系。不过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的，却是一八六九年他与玛蒂尔特莫泰的订婚，这一事件促使他改变了酗酒放荡的行径，第一次沉浸在纯洁的爱情里。他接连写了许多诗献给未婚妻，后来从中选出二十余首结集为《美好的歌》于一八七O年出版。这年八月他与玛蒂尔特结婚。九月四日，在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的第二帝国政府垮台，成立了共和国。为保卫共和国，新婚的魏尔伦主动要求参加了国民自卫军。但是在艰难而又漫长的围城时期，他又消沉了，旧习重染，并且经常虐待妻子。三月十八日革命爆发时，他站在起义者一边。公社期间，旧政府人员纷纷辞职或怠工，而他却担任了公社的新闻处主任，负责报刊检查工作。五月流血周以后他在外地隐居了几个月，八月返回巴黎，幸免于凡尔赛反动政府的迫害。公社革命在魏尔伦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中留下了痕迹:他后来与流亡伦敦的公社战士有过接触;他对公社的怀念之情，散见于他在公社失败后续完的《战败者》及其他若干诗篇中。
但是，公社失败后魏尔伦在生活上更加颓唐。八月底，少年诗人兰波与魏尔伦第一次通信。九月，兰波应魏尔伦之邀来到巴黎。次年，魏尔伦竟丢下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去与兰波同居。从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三年，魏尔伦与兰波多次旅居伦敦和布鲁塞尔，互相依恋，又经常闹气，时分时合。兰波比魏尔伦年幼十岁，但与缺乏意志和主见的魏尔伦相比，却是个意志坚毅、个性倔强的人。兰波不但破坏了魏尔伦夫妇的感情，而且以自己的新诗观念启发了魏尔伦使之最终脱离了巴那斯派而在象征派营垒里安身立命。就是在这期间魏尔伦写成了阐述其诗歌主张的《诗的艺术》一诗。在这篇由九节四行诗构成的诗论中魏尔伦一再要求诗歌具有音乐性:“万般事物中，首要的是音乐”，“还要音乐，永远要的是音乐”。其次，他主张诗歌若明若暗从而耐人思索和寻味:“最可贵的是令人半醉的诗歌，模糊和明晰在诗中互相结合。”他奉劝人们不要写一望而知的事物的表面而要表现事物于微妙之中:“莫写颜色，只写那色调的变化!啊!只有色调的变化能把梦幻和梦幻、笛子和号角撮合他要求把诗歌从理性主义中解放出来:“快捉住雄辩，绞断它的脖子!”他还呼吁诗韵“通情达理”一点，不要把诗人束缚得太严。《诗的艺术》不仅是魏尔伦个人成为象征主义者的宜言，也是象征派诗歌的纲领。
写于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三年的诗集《无词的浪漫曲》(1874)，是魏尔伦进行自觉的新诗实践的第一批成果。诗集包括《被遗忘的小咏叹调》九首、《比利时即景》六首、《夜间的鸟》一首和《水彩画》七首。与妻子玛蒂尔特和“恶魔式的情人”兰波的感情纠葛，回响于整个诗集。明明是词句组成的诗章，偏称作《无词的浪漫曲》，足见诗人对音乐性的极端注重。例如《被遗忘的小咏叹调》第三首第一节
落在我心里
如雨落在街上。
渗透我心房的
是怎样的颓丧?
在原文中，“泪落颓丧”都有一个相同的元音，这一音素的多次重复，有力地渲染了令人颓丧的气氛，达到了音调与情调的自然谐和。这组诗中的第七首和第八首，《比利时即景》组诗中的《布鲁塞尔·木马》，《水彩画》组诗中的《嫩》等都是音响柔和悦耳、情致细腻精巧的名篇。诚如文学史家蒂波岱所说:《无词的浪漫曲》是“魏尔伦火箭达到的最高点”。
魏尔伦和兰波这对同性恋人过了一年多互相追逐又互相抛弃的冷热无常的生活。一八七三年二月，不堪其苦的魏尔伦厌烦了，他从伦敦到布鲁塞尔并通知玛蒂尔特也赶到布鲁塞尔与他和好，否则他就要自杀。玛蒂尔特拒绝了他的要求。魏尔伦的母亲疼儿心甚，赶紧召来兰波，以安慰儿子。这月十日，魏尔伦酒醉后生怕兰波离他而去，向兰波开了两枪，其中一枪击中兰波的手腕。尽管兰波声明放弃一切法律行动魏尔伦仍被比利时当局判以最大限度的刑量——两年监禁。在蒙斯的隔离监禁的牢房里，环境迫使这位流浪人不得不改变他放纵不羁的生活方式。他用咖啡代替了他一直摆脱不掉的“绿色仙女”苦艾酒;他进修英文，学习西班牙文;他甚至皈依了天主教。一八七五年一月，他提前获释。为了过狱中开始的新生活，他远离巴黎，先后在几个小城教书。虽然他不久又贪恋上杯中物和一个男学生，但相对说来，他出狱后的五、六年生活是比较平静的。诗集《智慧集》(1880)就是他这阶段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诗人说，他写这些诗是因为他“痛感自己的弱点，追悔自己的堕落”。许多诗篇染有神秘主义色彩。第一组第十六、十七首，第二组第三五、六、七、九、十三、十七首，都属于魏尔伦的上乘之作
《智慧集》发表后的五年里，魏尔伦在文学上的建树主要有两桩。一是写了论著《被诅咒的诗人》，该书一八八四年版评介了兰波、马拉美、柯比埃尔等三位象征派诗人，一八八八年增至六位，其中包括魏尔伦本人。此书的发表激起公众对象征派诗歌的浓厚兴趣，对于八十年代象征主义运动的高涨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二是《今与昔》(1884)的问世。这是收罗了他不同时期的诗歌和诗剧的杂集，内有青年时代的社会政治性很强的《农夫士兵》，巴黎公社失败后续成的《战败者》，稍后写成的含有理论成份的《诗的艺术》，在狱中追怀与兰波的相恋情景的《罪恶的爱情》……犹如一个万花筒，足资了解魏尔伦其人其诗的各个阶段和各个侧面。
一八八五年十月，魏尔伦回巴黎居住。他放荡形骸，日甚一日，超过既往。从一八八六年起，他被关节积水的重病缠身，在居所、酒馆、医院之间度过了十年。他荡尽家产，靠好友接济、公共教育部救助来维持生活。他已经蜚声诗坛。他组织的星期三聚会吸引着以象征派诗人为主的大批文人。继《今与昔》之后，他又出了很多诗集，但绝大部分内容粗俗、轻薄、淫秽不堪，例如《爱情集》(188)《平行集》(1889)、《女人集》(1890)、《给她的歌》(1891)、《对伊人的礼赞》(1893)、《肉》(189%6)等。诗人在谈到《平行集》时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这部诗集“是容纳我所能表达的一切恶劣情感的阴沟和‘粪池”。尽管在一八九四年，作为刚去世的巴那斯派领袖勒贡特德·利尔的继任者，魏尔伦当选为新的“诗人之王”，但是不可否认，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创作上，魏尔伦最后的结局都十分可悲
魏尔伦病死于一八九六年一月八日。整整一年以后，在遥远的俄罗斯，高尔基写了题为《保尔魏尔伦和颓废派》的出色论文。高尔基正确地指出，魏尔伦和他的同伴们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者，也是那社会的受害者，他们“因为受到法国现代生活的毒害而毁了”，但是，“他们这些被损害的人们，仿佛是对把他们创造出来的社会进行报复的人，他们创作的邪恶的作品里的无限多样的东西象藤条一样，命运用它们来鞭打欧洲有文化的阶级，为的是他们虽然已经存在很久，但是却没有给自己创造出和人们相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