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迪伦仍然经常给苏姗打电话，可他在电话里只字不提他和贝兹在一起的事，而只是说他在专心写歌。但不久他和贝兹在一起的消息还是传到了苏姗的耳朵里。可苏姗并没有太在意，一方面，她和很多圈内人一样，认为贝兹是个同性恋者。另一方面，苏姗不相信如此自信的
迪伦会爱上一个比他名气大得多的女人。可很快苏姗就痛苦地发现自己错了。
当迪伦从加州返回纽约时，发现自己已经出名了。原来，就在他和贝兹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第二张专辑正式出版了，格罗斯曼又立刻让自己手下的当红乐队PPM把《答案在风中飘》翻唱了一遍。结果这首单曲在出版后的头两周就卖了32万张，成了华纳公司有史以来卖得最快的唱片。这首被评为格菜美1963年年度最佳民歌的歌曲终于让格林尼治村民歌圈子以外的听众注意到了迪伦这个名字。但格罗斯曼却远远没有满足，他要让迪伦成为全美国最知名的歌手。他知道这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迪伦施展身手的全国性的大舞台，1963年7月26-28日在罗德岛州境内的一个海滨城市新港举行的新港民歌节( Newport Folk festival)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
新港民歌节的前身是新港爵士节，其组织者是一个名叫乔治·韦恩( George Wein)的商人。
1959年韦恩遇到了格罗斯曼，后者说服了他在爵士节的基础上再办一个民歌节，于是两人合作
于1959和1960年连办了两届纯商业性的民歌节。他们花重金邀请了一批当时正走红的流行民
歌手来演出，以为听众一定会买账。没想到那时正在萌芽阶段的民歌复兴还不能吸引足够的听
众，两届民歌节都以亏本而告终。不过第一届新港民歌节捧红了贝兹，还算是有所收获。之后，因为在一届新港爵土节上发生了骚乱，民歌节也因此停办了两年，眼看赚不到钱的格罗出了民歌节的组委会。1963年，全国民歌运动的热潮又让韦恩心动了。他为了防止重
失败的覆辙，特地请来西格做顾问。西格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他已经酝酸了能的
关于美国民歌发展的宏图终于有实现的可能了。
西格知道前两届新港民歌节失败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届的情况将会完
不同。随着这两年贝兹和PPM等人的成功，这些民歌明星肯定会吸引到足够的听众，盈利将不
再是难事。但赚钱不应该是发展民歌的动力，怎样让真正的民歌被更多的老百姓听到才是最重
要的。况且，眼下这批明星们的光彩能持续多久谁也说不清，可如果能让民歌本身成为明星围
才是最持久的。
于是，西格首先说服韦恩把这届民歌节办成非盈利性质的民歌盛会，如能赚到钱的话也将
把钱用到民歌的发展上。然后，他又提议由民歌手和民歌学者，而不是商人来主办民歌节，并且
请来了资深民歌学者西奥多，比克尔( Theodore Bikel)等几位民歌专家，组成了一个七人委员会
负责选歌手、安排日程等组织工作。在歌手方面，贝兹等明星一定要邀请，因为他们可以吸引到
听众，但同时他和委员会的成员们又从各地选出了许多有代表性而又不太知名的“真正的”民
手来参加演出，并在日程上把他们和歌星们混编在一起，借用歌星们的号召力宣传推广真正来
自民间的音乐。为了能用有限的资金请到最多的民歌手，委员会采用了一个反明星制的措施:不
论名头大小，每人都拿一样的报酬:五十美元外加食宿。这一制度后来被许多民歌节所采纳，成
了民歌节能在美国的许多城市生存下去的重要原因之
西格还提议在民歌节期间举办一批专题讲座( Workshop)，在白天歌手们不表演时把他们请
来和听众作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民歌爱好者们提高技艺。这些专题讲座在后来的许多民歌节上
成了除演唱会以外的另一大热点，有力地推动了民歌在民间的发展。
在西格和筹办委员会成员们的辛勤努力下，这届新港民歌节终于在1963年7月26日开喜
了。不出西格所料，这次为期三天的民歌节总共吸引了47000名听众，并在蜂拥而至的记者们的
帮助下把许多来自乡村的民歌手第一次推到了全国的舞台上，为民歌复兴立下了大功。不仅如
此，这届民歌节还为组委会带来了七万美元的收入，这笔钱后来被用来支持全国许多小规模的
民歌节和民歌研究推广机构，其意义更是极为深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这笔资金资助的凯珍
( Cajun)音乐节不仅让“凯珍”这个由黑人、白人和印地安人混血的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得以在
其原产地——路易斯安那州“复兴起来，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凯珍音乐后来在全美国的流行，为
美国的流行音乐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