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特罗洛普( Arthony Trollope，l815-1882)，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他出生在伦敦的一个律师的家庭。父亲性格偏执，家业不振，后来，全家七口人便靠安东尼的母亲写作维持生计。他的母亲一生中共写了四十一部小说和旅行记，这种坚强勤劳的作风深深影响了她的儿子，使安东尼后来也成为一名有影响的作家。
特罗洛普青年时期由于家境贫寒，只能走读上学，受到寄宿生富家子弟的歧视凌辱;举家移居比利时后，他又目睹父亲和一兄一姐相继死去，心中受到很大创伤，这一切都给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他十九岁进入邮局，干了七年单调的小文书工作，还时常需要借债，这种窘迫情况真实地反映在他后来写的一部小说《三个小文书》(1858)里。嗣后他被派往爱尔兰管理乡镇邮务，情况有所好转，结了婚，并开始业余写作，但头两部描写爱尔兰小市民生活的小说和一部历史小说均告失败。一八五一年，他又被派往英国西南部组织邮务，经常骑马驰骋于六、七个郡之间，熟悉了乡民和牧师的生活情况，以及民间风俗习尚，一八五五年发表的一部以乡镇教区为背景的小说《养老院院长》使他一举成名。自此后，他一面继续写小说，一面仍在邮局作一名勤恳的公仆，直到五十二岁因未被提升为总稽察而辞职。英国的邮筒就是他在职期间发明设立的。他一八六八年曾参加自由党议员席位的竞选，但落选，一八八二年中风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特罗洛普一生勤奋写作，每日清晨五点起床，五点半伏案修改前一天写下的文稿，六点开始创作，案头放一手表，规定每一刻钟必定写出二百五十字直写到九点半，吃过早饭就去上班，即使在出差或旅行途中，他也严格遵守这一写作规定，因此他一生写了四十七部长篇小说，再加短篇小说、游记(《萨克雷传》和《西塞罗传》等，多达七十余种卷帙浩繁的著作。
他前期的主要作品是六部一组的《巴赛特郡》小说:《养老院院长》(1855《巴彻斯特塔)(1857)、《索恩博士》(1858)、《佛兰莱教区》(1861)《阿林顿小屋》(1864)和《巴赛特最后的纪事》(1867)。这组小说集中描写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含蓄地揭示了教会人事倾轧和假仁假义的黑暗面，同时穿插了爱情故事，勾勒出新兴的资产阶级虚伪丑恶的面貌。
他成名之后，开始广泛结交，接触到伦敦上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扩大了视野，阅历也趋丰富，于是他后期转而描述政界人士的生活和内幕，写成六部一组的政治或议会小说(又称《巴里赛》小说):《你能原谅她吗?》(1864)《费尼斯·芬恩》(1867)、《尤丝塔斯的钻石》(1870)、《费尼斯回来了》(1871)、《首相》(1874)和《勋爵的子女们》(1876);其中以《首相》为最佳，西方评论家认为作者是以帕麦斯顿和约翰·罗素两位勋爵首相为模特儿，塑造成小说中的主人公巴里赛首相的。他由财政大臣升到内阁首相，工作勤奋。但他的夫人格兰考拉性喜交际，胡乱许愿，并干预政治，支持一个混入上流社会来历不明的葡籍犹太浪荡子劳佩兹参加竞选议员。劳佩兹竞选失败，又因无法骗取岳父的财产搞投机生意，身败名裂而自杀。一家激进报纸揭发了首相夫人卖官鬻爵等丑闻，迫使巴里赛首相辞职，但他心中仍怀有一片将来能继续为祖国略尽绵力的赤心。书中还穿插了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列夫托尔斯泰称赞《首相》是一部“优美的著作”。特罗洛普本人在《自传》中也说他作为小说家的名望若能成功地持久下去，在他塑造的众多人物当中，或许将依赖巴里赛首相及其夫人格兰考拉和克劳莱牧师(《巴赛特》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三个人物。不少社会学家从特罗洛普这组政治小说中找到许多有关十九世纪中叶维多利亚王朝的社会风尚等真实情况的资料。
除去上述两组小说外，特罗洛普晚年还针对当时社会上道德日趋败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腐化等现象，写成两部优秀的小说，一部是无情讽刺金融家和投机商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75)，另一部是攻击私有财产和继承权的小说《斯卡包鲁一家》(1883)。当代著名的英国小说家C·P·斯诺在最近写的《特罗洛普传》中认为特罗洛普的《贝尔东产业》(186)、《克莱威林一家》(1867)、《麦堪乔小姐》(1865)、《瑞齐尔瑞)(1863)和《安娜夫人》(1874)也应属于他的优秀小说的范围之内。
特罗洛普文笔隽永幽默，讽刺犀利，笔下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发展得自然流畅叙述明净。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敏锐，在作品中又注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并很注意作品的道德教育意义，他曾说:“一部小说的目的是应该寓道德教育于趣味之中。”他同时·代的美国小说家享利·詹姆斯称赞他“主要写普通人，而且这些普通人又作出了不起的事情。他的伟大，他的无法估量的长处就在于他完全赞赏普通人。”纳撒尼尔·霍桑也说他宁愿照特罗洛普而不照他本人那样写作，佩服特罗洛普的著作“内容扎实而丰富多彩”。
在政治上，特罗洛普赞成社会改革以及社会民主和教育;他虽是一名自由党人，但在气质上更接近保守党人，而不是个激进派。他的小说也大都是以喜剧来收场的，善战胜恶，常情战胜非理性，安定的秩序战胜紊乱现象。
在他逝世后发表的《自传》中，特罗洛普开诚布公地道出了他的写作情况，并且认为写作同其他诸如鞋匠、家俱匠或抬棺人等行当一样都是一种赚钱糊口的职业，从而影响了他身后的声誉，不少评论家嘲笑他机械般写作只是个写书匠，不是个作家，最多也不过是个社会记实者。特罗洛普认为他那样做完全正确，并嘲讽作家写作需要灵感的说法，“如果订下一条规定，而又不遵守，那就什么也不会有成效了。滴水能穿石。”他荒废了一天时间就感到焦躁不安每逢写完一部小说，马上就在下一页稿纸上写下另一部小说的题目，间歇的时间只是为了装满墨水缸里的墨水。
他同时代的评论家只重视他的早期作品，因此一般把他排列在狄更斯、乔治·艾略特、萨克雷等小说家的名次之后，直到他逝世五十周年后，一些英美知名的评论家才开始对他重新评价，发表了许多研究他的小说的专著，挖掘出他在创作上的许多优点，特别是充分肯定了他后期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小说，因而使他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一九七七年，美国把他的《巴里赛》小说全部拍成电视片，更赢得了广大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赞扬。特罗洛普当今已成为最受西方知识界读者欢迎的一位英国古典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