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从大西北调到上海时，40来岁，正当人生盛年。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诗作，让他获得了“宝塔尖上的诗人”桂冠。才华横溢，年富力强的诗人，可谓雄心勃勃，豪情万丈，极欲在崭新的环境下干一番事业。然而，没有想到，新的厄运正在前面等着他。更没有料到的是，这上海将是他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
闻捷为人正直，十几岁就入党参军，长期在部队以及大西北广泛地域里生活，有着西北大漠一样坦荡真诚而又刚直不阿的性格。平时，除了日常工作和读书写作，他不太善于与人交往，尤其在上海那种复杂多变又明显带有极“左”倾向的政治环境和官场文化背景下，闻捷似乎难于适应，在不知不觉间就得罪了人，为自已“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挨斗挨整，埋下了隐患。
闻捷生性不喜交往走动更不愿对上司逢迎靠，讨好拍马。
闻捷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颇为不理解、不适应，对上海一些“左”的搞法，其内心深为不满。
1964年上海有关方面组织
对电影《红日》进行批判。据说闻捷看完电影出来，竟然对周围人士叹息道:“这不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吗?”
然而，局势的发展，政治现实的严酷，却不是善良的诗人所能预料的。“文化大革命”之火烧起来后，诗人自身也成了运动批判和打击的对象。在上海市作家协会被首批揪斗的“黑帮”队伍中，人们居然看到了闻捷的身影。这位15岁就参加革命并入党的革命诗人，竟成了“黑帮作家”、“反革命分子无休止的批斗街、隔离审查。折磨酷虐轮番而来。站在卡车上示众，还要不断遭到残暴的揪打。
不过，闻捷作为一个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抒情诗人，天生一副乐观豁达的性格。他在上海作协的作家、诗人群体中，又具有相对年轻、体魄健壮的优势。因此，对批斗、游街这类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竟然抱着坦然面对，既来之则安之的达观态度，而且始终表现出似乎与生俱来的开朗性格。
一次，在单位造反派决定将他们这批“黑帮”在上海闹市区游街示众的前一天，吃过晚饭，他将家人叫到身边，特意对三个女儿说:“明天爸爸要游街了，你们在窗子上看吧。”第二天，当浩浩荡荡的游街队伍经过家门口那条马路时，他真的悄悄抬头朝自已家那扇窗口张望，看能否看见女儿的身影。当天，疲惫不堪的闻捷很晚才回家。不过，细心而且对家人充满温情的诗人，特意走了好几条街，才在一家商店买了一包苹果。一回家，他就显出没事的神色对女儿说:“爸爸今天在淮海路游了街，你们没有看到吧?”然后边削苹果，一边讲当天的经过，似乎在讲一个与自己不相关的故事，完全没有被无辜批斗游街的失落与消沉。最后，他还以带着点自信的口吻对妻子和几个女儿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有什么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