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耶娃返国后，在莫斯科已没有住处(原父母亲住所的房十月革命”后已被苏联当局没收)，只好暂住在内务部招待所里。
当时苏联的“内务部”，就是“契卡”(后来称“克格勃”)的领导机关，是苏联国内握有对党政军各界及社会公众执行“肃反”镇压、流放、处决等生杀大权的特殊部门。茨维塔耶娃一家因埃夫伦的原因与这样的机构沾上边并居于其招待所内，真是不幸1937年，斯大林已开始实行“肃反”。1939年，“肃反”浪湖更是波及整个社会。茨维塔耶娃一家人中，其女儿阿利娅首先成为“肃反”的受害者。这年8月，归国住在内务部招待所的阿利娅被捕，并以“间谍罪”被判刑8年。当初在巴黎，“契卡”人员曾经许诺的“优厚待遇”连影子都没见，年轻的阿利娅便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在饥寒交迫的境地下服苦役。8年刑满释放后，阿利娅也未真正获得自由，直到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开始“解冻”后的1956年才恢复名誉
接下来，厄运轮到了埃夫伦身上。10月，埃夫伦被捕。这位既当过白军军官，后来又为“契卡”忠诚服务效力的归侨，却没有女儿那样幸运，他被捕不久，未经正式审讯定罪，便遭处决
茨维塔耶娃归国才短短几个月，就经历了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剧变。直到家破人亡后，她才对苏联政治体制的性质，肃反”的疯狂，以及现实的残酷，有了切肤之痛，也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时，当初不管在捷克，还是在法国那种虽说有时会感贫困窘迫，有时又有孤独感袭来，但终究还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且能与家人相聚相守的日子，如今已是可望不可及的梦。
由此，茨维塔耶娃陷入了孤立无援，生活无着的可怕境地。苏联文坛、诗歌界，也因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有意冷落她。在“肃反”的恐怖气氛以及文化专制下，大家均如惊弓之鸟，谁敢同流亡国外多年的自军军官的家属往来呢!这时，只有一直与她心心相印的帕斯捷尔纳克还敢与她往来，并真心实意帮助她。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此时也处境不妙，但他还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处于绝境中的女诗人。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帮助下，茨维塔耶娃得到了一些译书的工作，以此换取点稿费，与未成年的儿子穆尔相依为命
年多以后的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德军势如破竹，深入苏联境内，很快逼近首都莫斯科。苏联当局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疏散。茨维塔耶娃与儿子穆尔随作协相关机构人员，被疏散到边远的属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鞑靼共和国叶拉布加小镇。
尽管疏散撤离的时间紧迫，要处理的事务也多，但茨维塔耶娃离开莫斯科前，真正让她牵挂且放心不下的重要事情只有一件，这就是如何保存与处置她一直珍藏着的、10多年前她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那些通信。她思索再三，将这些视为珍宝的信件细心包扎好，然后慎重交给当时苏联国家出版社的一位女负责人，嘱其代为认真保管。这位负责人处事认真严谨，对茨维塔耶娃也比较同情，女诗人对之比较信赖。
也许，茨维塔耶娃已经意识到自己此去可能再难返回莫斯科，甚至此去就是踏上死亡之旅，她是带着临终遗嘱般的严肃、郑重与伤感，将这些她视若生命的信件托付给这位可信赖的友人的。
这位出版社负责人倒是没有辜负女诗人的嘱托，将这批信件精心保存到战后，并经历了斯大林晚年最后的恐怖时期，在苏联“解冻”后才公开。茨维塔耶娃这份珍贵遗产，连同后来人们在其笔记本上发现的信件底稿及其他资料，终于收齐并合编成3位名诗人那些通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