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茨维塔耶娃随丈夫迁居巴黎，直到1939年返回苏联之前，茨维塔耶娃一直在巴黎待了10多年。
巴黎是欧洲文化的中心，也是“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的“白俄”侨民聚居活动的中心，颇受各方瞩目。苏联当局的特工机构“契卡”(即“克格勃”的前身)，在巴黎的活动也比较频繁契卡”人员在巴黎的重要任务之
就是监视流亡或移居在巴黎
以至法国和整个欧洲的“白俄”侨民及其团体，注意其反苏倾向和活动，并相机进行“策反”。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伦就不幸卷入契卡”的活动，最后被“策反”归国，并由此给茨维塔耶娃带来家破人亡的悲剧。
而对茨维塔耶娃来说，10多年流亡国外的经历和遭遇，也是让她始料不及的。她弃国流亡，一方面是对“革命”不理解，有种本能的抗拒心理，但主要还是被动的，因丈夫在国外，她是寻求家人团聚。初到国外，曾受到西方和白俄流亡者团体热情的欢迎，她在国外发表了《离别》、《心灵》和为她在流亡者中赢得第一流诗人声誉的诗集《手艺》。但是不久她就陷于孤独和尴尬境地。流亡者认为她的作品有“异己”的气味，甚至说:“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尤其是，她在写了一篇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以后，被侨民团体认为是在“欢迎新俄国”，有“背叛”的嫌疑。从此她就没有可以发表作晶的地方了。
不能发表作品，就没有稿费收入，埃夫伦也难以找到适合的职业，茨维塔耶娃的家庭生活，逐渐陷入困境，有时甚至到了难以维继的状况。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她当时的困境:“丈夫有病，不能工作。女儿编结帽子赚五个法郎一天，一家四口以此为生，简直就是在慢慢地饿死
然而，相比起来，最使她苦恼的还不是贫困，而是精神上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内心感情世界的空虚。她说:“没有知音，没有同道，没有任何护持、同情、比狗不如
不仅如此，“这里的人们对我恣意凌辱，戏侮我的傲慢、我的贫穷和我的无权地位(我是得不到保护的)”，她感慨万千地说:“流亡生活就如维苏威火山的灰烬，我整个人像赫库兰尼姆城一样，整个儿被埋在灰烬底下，年华就这么白白流逝了。”
而恰恰在此时，没有职业，基本上无事可干的埃夫伦又成了契卡”在巴黎的情报机构物色的目标。经策反，曾是白军军官的夫伦开始同情并倾向苏联，并最终在“契卡”情报人员诱惑下答应为其工作。埃夫伦成了“契卡”的外围秘密人员，并参加了“契卡”在巴黎设立的公开组织“返回祖国协会”(又称“苏维埃祖国之友”)的活动，并成为组织者之一。
因为这种原因，茨维塔耶娃一家在巴黎的白俄侨民社会中受到排挤和冷遇，处境更为艰难。其时，茨维塔耶娃的大女儿阿利已20多岁，在当地寻不到合适的职业。“契卡”人员趁机而入，出面极力劝阿利娅返回苏联国内，并许诺提供很优厚的条件。这是当时苏联当局策反“异已”或动员旅居海外侨民归国惯用的手法不惜一切代价，先将其哄骗回国再说。
年轻的阿利娅经不住劝说和诱惑，也是在父亲的授意安排下于1937年上半年，先期返回苏联国内。不久埃夫伦因为从事“契卡”秘密活动身份暴露，无法再在巴黎居留，也回到莫斯科。
如此，茨维塔耶娃带着年仅14岁的小儿子，独处巴黎，不仅形单影孤，也断了经济来源，连生活也成问题，也只好于1939年6月，带着儿子回到苏联
夫妻两人重返离别多年的祖国，一家4口终于在莫斯科得以团聚。说起来，合家团聚应当是人生幸事，然而，在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严酷政治环境下，这意味着女诗人人生悲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