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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当如是——《堤契诺之歌》序言

时间:2020-10-18 18:52:55    来源:
孚克·米榭尔斯(Volker Mich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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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塞大半生岁月在瑞士南部渡过;四十二岁以后,他便在此定居。从《克林索》到《玻璃珠游戏》(Glasperlenspiel),几乎所有他的小说均在此地诞生,而这些作品也奠定了赫塞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间炼狱,带来了内在与外在的压力,让赫塞面临极大的冲击与改变,这一切,几乎令他承受不住。赫塞曾主编文化政策性刊物《三月》(Marz)达五年之久,这是一本对抗普鲁士王朝的傲慢与军国殖民主义霸权的刊物,但并未成功,赫塞因而举家迁离威廉二世统治的德国。直到第一次大战时,他才能将‘政治的德国’以及‘家乡’和属于‘语言文学的德国’区分。赫塞一生之中,从未曾像当年那般义无反顾,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志愿从军者转变而成反战者;他几乎完全压抑个人的诗人本质,成为记者、编辑、文化批评者,以维护他心中的德国,并对抗政治人物所标榜的德国,也因此,他被贴上‘叛国贼’、‘吃里扒外’的标签,声名狼藉。然而,他藉由实际的工作,证明自己的文化事业是正确的,同时,更成立了战俘辅导中心,并自行编辑、发行慈善杂志;为了不受德国当局干扰,他使用了别名,以继续他的慈善事业,并针砭时事。 
 
  然而,这折磨人的奋斗不久便毁了他的个人生活,使
他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雪上加霜。于是,他与妻子先后接受了心理治疗。 
 
  ■藉创作纾缓痛苦 
 
  藉由文学创作,赫塞暂时纾缓了痛苦;一九一七年秋天,他如火山爆发似地,在短短数周内将小说《彷徨少年时》(Demian)一气呵成,使得他在伯恩濒临断炊的生计,以及从事社会政治关怀的战俘中心,得以维持近三年之久。但就长期而言,只有彻底改变生活环境,对他才有所助益。将近十五年来,他努力将艺术家本质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身为丈夫、一家之主及不动产所有人)合而为一,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时他仍是德国公民,觉得有义务参与政治,并照顾为无意义的战争牺牲的同胞;他的所作所为虽值得敬佩,但这一切只是出自于责任感的无奈行动。其实,他毋须为这个政权负责。他真正能负责的(这是他在这艰困的几年中学到的),只有自己能掌握、能塑造的东西,以及与自己本质相互呼应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并不为当时多数人所期待、所追求。 
 
  一九一九年,当赫塞结束了在伯恩战俘辅导中心的专职工作时,他的妻子已在苏黎世附近的一家疗养院住了半年。当时,他的儿子分别是七岁、九岁及十三岁,寄养在朋友家及孤儿院的附属学校,赫塞自己则渴望奔向南方。一九○五年,他从瑞士东部徒步来到孔默湖与卢加诺,初次接触阿尔卑斯山南麓地区,他立刻感觉自己与此地声气相投,同时被此地的风景及生态所感动。 
 
  一九○七年四月,此时赫塞已近三十岁。他再度来到此地,在一所自然疗养院工作,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工作。疗养院由一名工业家之子所创立,在这殖民地上住着一群遁世隐居者,他们满腔热忱地实验新的生活方式,以对抗威廉时期不可一世的市侩。他们研究新的生活模式,抗拒工业对生命的摧残、抗拒科技对大自然的破坏。赫塞在此停留了三个星期:‘素食、戒酒、阳光、空气,如此简单、舒服的方式,治疗了我受伤的文学神经。原先,我曾失去本能,而那种相信意志自由的本能,对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此地使我慢慢地、舒服地恢复,贴近普罗大众最原初的心境。’当时,他在给慕尼黑和巴塞尔的朋友的明信片上这么写着。这些听起来比他当时真正的心境快乐多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影射自己失去了不可或缺的意志自由。同时,其他的信与谈话也证明,虽然盖房子有其必要,但本质热爱流浪的赫塞,却对开始兴建中的自宅感觉不安、胆怯。 
 
  渐渐地,家中人口愈来愈多,慕名而来的访客也多了起来,成名的赫塞觉得不胜其扰。他的生活圈子日益扩大,愈来愈接近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使赫塞不快乐,让他兴起一个念头——在房子盖好之前,赶紧试试隐士般无欲的生活、与定居相反的生活。此外,叔本华和许多关于佛家苦行僧的书,也助长了这念头。于是,他搬到蒙维利特,住在野外一幢木板屋里,处于半饥饿状态达七天之久,同时将自己半埋到土里,试试泥土的疗养功能。他觉得自己好像快‘僵硬了,快要长出根,并回到植物、矿物的生存方式。’他在〈野人札记〉(Notizen eines Naturmenschen)中如此记录当时情况。但这种实验所带来的心灵上的收获,其实极为贫乏。 
 
  ■邂逅堤契诺 
 
  一九○七年,他在堤契诺停留,但当地独一无二的风景并未引起他的注意。那时他正自顾不暇。九年后,大战如火如荼,父亲又刚过世不久,赫塞再度来到瑞士南部,停留了十四天。此时,他的内心更悲伤,眼中看见的世界更显灰暗。一九一六年四月十四日,他在罗卡诺旅馆写信给画家朋友恩思特.克来朵夫:‘在这里虽享有安宁、温暖的夏日,但内心却不平静。’他说:‘我先前失去平衡,自从狰狞的大战以来,更是每下愈况……阳光、茶花、散步无法治愈我。这些都是自欺欺人。’ 
 
  回到阿尔卑斯山北麓三天后,他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他将心理治疗比喻为‘狭窄的地狱隧道’:‘穿过隧道、到达彼端时,就是蜕变过的自己;心灵经过抚慰、解析,又觉得舒畅。’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穿过这个狭窄、地狱般的隧道。然后,他再度置身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阳光中。突然间,他眼睛为之一亮。一九一六年九月,他在给欧特.布牡尔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是否你认识堤契诺的风景。这样丰富、美丽的风景,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最南端,但一切给人的印象,却不是甜蜜而柔软的,反而是强烈而苦涩的。最美、最丰富的,莫过于绵延至山上的栗树林、长满桦木的断崖,以及阿尔卑斯山脉。有一次,我迷了路,绕了一大圈来到阿尔卑斯山上,在森林中、野蕨丛中走了二个多小时,突然间几座石砌小屋出现眼前……其中葡萄蔓生。千山万谷,亮绿的溪水汹涌湍急。’ 
 
  此后,只要战俘辅导中心的工作情况允许,他回便到瑞士南部待上几个星期。有一位精神及心理医师的太太海德卡.扬格—新生(Hildegard Jung-Neugeboren),在罗卡诺的蒙堤有幢避暑豪宅,专门款待艺术家,因此,赫塞也在那儿找到落脚处。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期间,他在那儿住过四次,总共待了十二个星期,写下了堤契诺札记《漫游》(Wanderung),并在动笔写《彷徨少年时》之前,开始作画。尽管早期在《漫游》一书中的风景插画过于纯真、幼稚,但却可看出赫塞的心理变化;他与往日已渐疏远,不再一意孤行地以新方式掌握新事物。 
 
  随着大战结束,赫塞更加义无反顾。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将战俘辅导工作及创办的杂志画上句点,结束了以盈余帮助儿童的筹备工作,并封闭了在伯恩的房子。大战前,他才在一篇作品中将那房子描述为‘梦想之屋’,如今它却已成为梦魇之屋。‘宁愿当个怪人、流浪者度过半生,也不愿牺牲心灵,当一个尽职责的绅士。’他在给罗卡诺的杨格—新生的信中这么写着。 
 
  ■第二个故乡 
 
  他最想在堤契诺等地区的原始岩石、桦树荒野中定居。于一九二七年的〈纽伦堡旅记〉(Nurnberger Reise)中,他写道:‘除了出生地黑森林之外,只有在罗卡诺一带,才觉得这是此生中真正的故乡。’ 
 
  他开始在卢加诺南方找房子。一九一九年五月初,他在附近的山村蒙塔娜拉发现,‘高贵的废墟’卡萨.卡穆奇有一幢古老、巴洛克式的贵族房屋,房中有四个房间要出租。论舒适,这里远不及他在波登湖及伯恩的房子,但这幢房子的优点,却足以弥补其他的缺点。它位于卢加诺湖的半岛上,美丽无以伦比,其视野穿越如丛林般的繁茂植物,可远望蓊郁山丘环绕的谷中之湖。他那位于波登湖畔、人烟罕至的房子,可以眺望波登湖西岸的瑞士,如今,他在堤契诺的房子,同样地,也可由瑞士远眺义大利。 
 
  新环境美仑美奂,但房子本身,以及诗人的财务状况就无法相提并论了。战败的德国开始通货膨胀,一九二三年年底达到最高峰。身为作家,赫塞从未遭遇一贫如洗的窘境,而除了自己以外,他还得负担分散各地的家人——三个儿子的生活费及妻子的医药费。即使他变卖了大部分的藏书,依然只能短暂地维持。如果不是瑞士友人波德摩(H. C. Bodmer)及乔治·蓝海(George Reinhart)资助儿子寄宿学校的学费及妻子的医药费,赫塞绝对撑不过那几年。至于他自己,则尽量节俭。曾有一位老师请求赫塞送他一张照片,赫塞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八日回信:‘我们这些住在外国的德国人,早已不照相了。如果每天有一块面包可吃,有一条小小的缝线缝补裤子的须边,那么就非常满足了。’ 
 
  生活贫困的时期,也是他空前的创作高峰。如果天下太平,辛勤耕耘之后就能享受收获的话,那么赫塞当时也会成为有钱人。他在八个星期内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与最好的诗作,这还不包括无数的书评、短文,以及几百幅的水彩画。多年来积压、蕴酿的创作欲,此时开始迸发,他的文字充满新的力量,强而有力。 
 
  赫塞到堤契诺四星期后,便写完了小说《克莱恩和华格纳》(Klein und Wagner),他想藉由小说的书写,一扫自己家中的悲剧的阴影。他开始从内心中一步步重建被毁坏的世界:‘如果一株植物被折断或枯萎,’同一个月,他写给姊姊阿德勒的信中说:‘那么它会赶紧结出种子,因为这正是它生存的意义。所以,当生活敏锐度受到伤害时,我会抽身回到工作,回到思考及艺术,因为那是我生命及存在的目的。’ 
 
  之后,赫塞开始在小说《克林索最后的夏季》(Klingsors letzter Sommer)中,描写新居,以及他成为画家的心路历程:‘我在炎炎夏日走过村庄及栗树林,坐在行军椅上,试着以水彩保留那红艳的魔幻。温暖的夏夜,我敞开窗户及大门,坐在克林索皇宫内,直到深夜,以歌谣的词句来歌颂前所未闻的夏日;我使用文字比画笔熟练。’对出版商而言,这掷地有声的画者自画像 ,当然是多年来最美的小说。 
 
  ■写作、绘画相互辉映 
 
  从此,写作与绘画对赫塞同样重要,两种创作互相刺激、相互辉映。毫无疑问地,每日与画笔为伍,令他的语言更绚丽、鲜明、清晰。他画画的时间相较之下并不长,但在这方面的进步却十分神速。他努力不懈,学会了画出事物自然面目的技巧,不久,又开始实验各种不同的技巧,如粉彩画、油画……等,最后,他发现水彩画的随性,最能表达他的想法,因此深入学习水彩画法。 
 
  有一段时期,赫塞擅长画风景、建筑与植物;他将这些主题简化为装饰性,色彩调和,并将其理想化。这段时期之后,他将色彩以马赛克方式连接,更接近事实地描绘风景,直到他有勇气站在大自然之前,以更明亮的颜色,层次细腻、即兴地将这些主题入画:‘色彩之间,彼此会产生某种音乐。’赫塞歌咏第二故乡堤契诺的水彩画约有三千幅之多,其中有几百幅是成功的作品。经由赫塞的眼光,我们看到堤契诺的脱俗,就好像今日我们看到普罗旺斯时,就会想起梵谷及塞尚的画一样。 
 
  赫塞终于来到终老余生的地方。他有那种到达目的地的感觉,享受着那种暴风雨之后的宁静,而在其作品及画中,则流露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及稳定感。 
 
  在赫塞的遗作之中,他为堤契诺所写所画的,远超过他自己收录入书中的。其中一部分于一九二六年收入自称为《画册》(Bilderbuch)的书中,其中包括一九二六年以前关于堤契诺印象的八篇文章。本书《堤契诺之歌》比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画册》具有更多堤契诺印象,因为许多文章写于《画册》出版之后;在编排上,则尽量以年代先后来编排赫塞对堤契诺的沉思、诗作及小说。这本书读起来有如赫塞的日记,原因在于他有勇气写下主观印象,以及其清新的书写方式。同时,这本书亦是对本世纪前半的批判的编年史。书中舍一般性的话题,专注于描写独特的景象,专注于对堤契诺风景、人文、建筑、宗教等各方面的描绘。有时,仿佛可在其中隐约看见作者的身影。 
 
  赫塞在堤契诺的前三年,完全过着隐居的生活,直到一九二三年起,每年冬天须到北方长期停留,同时旅行并朗读自己的作品。由于卡萨.卡穆奇的家只有一个小壁炉,无法让他撑过冬天的严寒,因此,他前往北方的巴登,以温泉治疗因堤契诺的寒冬而罹患的坐骨神经痛。 
 
  冬天前往北方的大都会,温热的月份又回到瑞士南方,本书中文章的顺序符合赫塞的生活节奏。这种城市生活与乡居生活的交替变化,形成生活的对比及创作时的张力,因为每年从北方回到堤契诺后,暂别的距离使他对改变的观察更为敏锐。受到观光业的影响,堤契诺充满了观光客,一夜致富的外国人引进新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此地独一无二的人文与生活风格。这一切,堤契诺当地人感觉迷失。于是赫塞在〈返乡〉一文中写着:‘他们却未曾注意,由于旅客络驿不绝,这中欧仅存的桃花源,一年比一年更像是柏林的卫星城。这里的车子逐年增多,旅馆家家客满,连脾气最好的老农也架起铁丝网,以免蜂拥而来的观光客踩坏他们的草坪;一片片草坪及一座座森林消失了,变成建筑用地,筑起了围墙。……’。一九二五年,在〈南方陌生之城〉中,他已预见新的趋势,并揶揄了这类的观光城市。 
 
  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两年,赫塞在一九二五年初与罗丝·温格(Ruth Wenger)结婚。此时他兴起一个念头,想在堤契诺买幢房子。六年后,美梦成真,一位慷慨的富人根据赫塞亲自设计的蓝图,盖了一幢房子,供赫塞终身享用。山坡上一片占地一千一百平方公尺的土地,让他能享受渴望已久的‘园艺时刻’,翻翻土、种种花,这些工作和冥想一样,可以放松心灵,获得安宁。 
 
  ■新伴侣·新生活 
 
  房子盖好后,赫塞也有了人生的新伴侣。他与比他年轻二十岁、出身很好的罗丝心不甘、情不愿地结束了婚姻。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一九三一年,房子落成不久后,他与妮侬·都尔宾(Ninon Dolbin)结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被她以牛鼻圈穿过鼻子套上了’。妮侬是赫塞最佳伴侣,他们两人的婚姻维持了三十年之久,直到赫塞辞世为止。若不是她的照顾,若不是她的多才多艺与善解人意,赫塞绝无法撑过纳粹时代的混乱、政治对他们的攻击、经济上的拮据,同时也没有能力帮助逃到蒙塔娜拉求助的难民、艺术家了。婚后一年,赫塞在小说〈鸟〉中,随性地写了一段文字纪念妮侬。 
 
  这篇童话和〈南方陌生之城〉、〈一个堤契诺人的故事〉与赫塞其他作品不同,它们不是自传式、报导式的,而是虚构的,因此将它们放在本书的最后。严格来说,《克莱恩与华格纳》也应收在这里,如此前后较为一致,但限于篇幅,不得不加以割舍,并收进首度公诸于世的〈一个堤契诺人的故事〉。这篇〈一个堤契诺人的故事〉,是不久前我为卡尔弗的赫塞博物馆作研究调查时发现的,其情节与《玻璃珠游戏》有关。 
 
  赫塞未把这篇小说纳入《玻璃珠游戏》中自有其道理。现在,将这篇文章与描述堤契诺的散文一起公诸于世,我觉得是正确而有意义的,因为它将和堤契诺的真人真事、地方、人情事故一起披上文学的色彩,再度呈现在我们眼前。〈鸟〉这篇童话大约完成于同时。它影射义大利人及堤契诺人酷爱射杀鸟的坏风俗,同时也影射批评赫塞者的处心积虑,这些人以批评为业,自命不凡,然而,‘他们虽未杀伯仁,伯仁却因他们而死,同时,他们藉由研究而消除了人们对鸟及其传说的种种记忆,仿佛让事物消失于无形正是他们的重要任务一样。’ 
 
  且让我也引故事的结局来当作这篇文章的结语:‘到处都存在着被人们视为较美好、较优雅、较特别的生物,有一些人甚至还将它们当成守护精灵来崇拜,因为它们提醒了我们,世上还有比我们的生命更美好、更自由自在的生命。而各地都一样,儿孙们会取笑祖父辈们的守护精灵,有朝一日,优美的物种会遭捕杀,人们将重金悬赏它的头颅和毛皮,不久之后,它的存在便成为传奇,而传奇将插上羽翼,继续飞翔。’属于赫塞的传奇也是如此。堤契诺童话般的景色得以在他笔下保留下来,不久之后,人们也只有在赫塞的文章和画作中,才能发现堤契诺的美景。 
 
  译注:本文作者孚克·米榭尔斯(Volker Michels),是德国著名的Suhrkamp / Insel出版社的编辑,本身是知名的‘赫塞专家’,除了负责编辑赫塞作品外,也参与其他文学作品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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