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学校
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一如从前。
在这条糊着水泥的机耕路上，当年我就是用无数个往返把日子串成线，那时，路上栽种的还是黄泥巴土，一到雨天，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巴像煮熟的糯米，黏糊。那种不爽记忆犹新。
有多长时间没有走过这条路？
就在这条去学校的路上，我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驮着母亲用绛红色粗布裁缝的书袋，有时急匆匆，有时要紧不慢。书袋上有三粒不规整的黑色纽扣，扣眼已经抠烂。书袋的绛红色后来变成了污七八糟。一成不变的田间、地头、水沟、塘坎把两个村子连接起来，也形成了家和学校。
好多年来，这路上飘荡的自己的影子一直没有消失。
从家门口到学校其实只是一两袋烟的工夫。但从前总是感觉长路漫漫，老是羡慕那些住在学校周边的同学，跨一个门槛就进了教室，不紧跑慢赶，也不担心突然间的狂风暴雨。如果遇到谁个到校第一的比赛，还最容易成为魁首。这种羡慕伴随着小学毕业。现在想来，住在学校太近其实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到校第一”赢得不理直气壮，比如不紧跑慢赶让性子变得蔫皮，比如不风吹雨淋让日子少了情趣。事物往往有两个层面，种瓜的享受不到种豆子的滋味。
从前的学校已经没有影子了，那些用碎石、青砖加上土砖堆砌起来的房子早被推到，经过一轮又一轮改造，房子大变样。虽说依旧是平房，亮丽很多，不用思考，学校已经变成以幼儿园为主了，但比起其它地方还算幸运，毕竟学校保留着，有三五十个低年级学生还能在里面摇头晃脑念着“花落知多少”。他们像战士坚守在这块阵地！人口的大迁徙，乡村小学的没落不值得有什么可叹息的，相反应该感到高兴，那些本该在这儿接受教育的稚男稚女，能离开乡野到环境更好，师资力量、教学水平更高的地方接受教育总是令人欣慰的，不像我们当年，教室油纸做窗玻璃四面透着风，天上大雨，屋里小雨，老师教的、学校注重的也主要是语文和算术，其它能免就免，最多学几首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歌曲。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多少狭隘了视野，在后来，“相形见拙”甚至伴随着许多乡里人一生。
从前的学生真是多啊。高峰期，从小学到初中每一个年级至少两个班，低年级有时还招三个班，教室里坐得逼仄，讲台下都是滴溜溜的眼睛，桌子板凳歪着胳膊断着腿，吱吱呀呀，一个年级的学生远远超过现在整个学校的人数。这，除了大迁徙的因素外，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总算见到真功夫了。
我庆幸生活在一个读书有用的年代！当年在小学读了一年半以后就辍学了两年，两年后又接着往前读，我有时会想：如果读了一年半的小学后干脆歇菜，或者和我之前的那些人一样，书读的再好也需要推荐，我现在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学一门瓦匠、木匠之类的手艺活挣大钱，要不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工搬砖和水泥，再抑或像候鸟南去北来在某条流水线上三班倒或是街道口挖着下水道，甚至说不定干了不法勾当收进监牢……各种可能都存在，包括富庶和贫病交加，比照那些生活，尽管到现在一事无成，日子也过得手长袖子短，但正如我上文说的“种瓜的享受不到种豆子的滋味”一样，我还是喜欢今天的平淡无华和波澜不惊。尽管有时也颓废得“恨别鸟惊心”。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像我这种资质，这样的鸡血道理不是只读一年半书能够理解的，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作用。
再次上学时社会开始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套一句其时的新名词，叫“改革开放”，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对于我们这类人来说，最具深远意义的是读书变得可以改变现状。它虽然来得有点迟，但救了一大帮子人，也救了我们这个饱经苦难、越折腾越苦难的民族。
学生放下锄头不再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了，老师放下思想包袱不再担心大字报满天飞。各行各业回归本真，做自己本职的事。屠夫专心杀猪，菜农专心种菜，医生专心治病，哲学家研究哲学，科学家提升科学本领，儿童用童稚的语言说着童趣，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生存状态。生逢变革时代，何其幸哉！但愿这些基本道理，一百年也不改变。
就是在这所学校，我受到了最初的廉耻教育和文化学习。我以为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告诉人之为人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哪些事坚决不能做，我记得在这学校操场用黄泥土拌黄沙筑成的主席台上，曾经有位近视眼老师（那时近视眼不多，戴眼镜的人更少）对着台下黑压压的学生讲，“做强盗从偷鸡蛋试手”，并且还举了一个其时本地因为做强盗犯案最后被枪毙的一个年轻人作为例证。那个人据说是个孤儿，家里成分很好，从小就受到社会照顾，本应该有一个比多数农村青年还要好的前程，却毙命于举水桥头下，这个例子印象深刻，从小让我明白做人要有敬畏。教育的第二要务当然是学习文化，说大一点，人类的进步就是因为学习的结果。说小一点，就是通过不断学习掌握知识和技能，从而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对于寒门来说，这还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教育当然还有其它要务，比如开渠凿流，发掘天分。王安石有仲永之伤，伤的就是后天教育的缺失。说到底，教育就是要告诉人们诚实、勤奋、正直、善良、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离开学校快四十年了，这校园还有些人和事留在记忆。二年级的时候，有个同桌，姓什么忘记了，只记得名字中有一个“尉”，与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里面中尉、上尉是一个字。当时正流行连环画（图书），《青年近卫军》也被改编出来，小学二年级没有认识几个字，看连环画正合适，“尉”字也是从那图书中认识的。那是一个从县城转到乡下读书的孩子，大概因为父母亲工作忙，由乡下外婆照顾。这样的同学“鹤立鸡群”，当然炫目了。炫目的不仅是他铅笔、本子、橡皮擦无需盘算用之不尽，印着什么儿童图案的铁皮文具盒，黄绿色的学生专用书包，重要的是他每个星期还有一角纸票子零花钱，自由支配。小学生手里每周有一毛零花钱，对于乡里孩子不可想象，真是不得了，也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书包内老是有吃的零食，他也不太吝啬，常拿出来分享，比如一颗小糖，四分之一块饼干，荸荠或半截甘蔗……还有他不想用的一两寸长铅笔，每每其时，就是幸福。同学读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作为村学校的过客，不知他对这段往事还有记忆不?
还有一个同学印象深，个子高高的，清而瘦，对了，他的名字中含有一个“清”字，读书用某个年级算术老师的话叫“铳也打不进”，但力气大，做事肯出力，那时候每个班级都分有农场，一周或一个月要上劳动课，劳动课就是劳动，抬粪是最经常也最不愿意做的事，每每此时，他最抢手，也干得最多。他小学毕业就无缘中学了，估计即使让他上初中自己也不愿意。多年以后，在我异乡工作的医院，他找过来，因为腿子有病，为他开了刀，效果不错。几年以后，不知什么原因竟年纪轻轻就不幸离世。回到老家，听到这个消息很是唏嘘。
老师当然也是有记忆的，那些记忆里的老师，健在的多半已经到了迟暮之年，不健在当然荒草萋萋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没有带过课的老师，属乡村教师中公认水平高的，据说文革初血气方刚，大串联时可能是某派别的小头目或大头目，到文革中期受到打压，文革结束后，方兴未艾起来。这样有学问有思想的人自然受到重用，后来除了很早转成公办老师外，还担任学校主要领导职务，事业蒸蒸日上，人生大放异彩。好日子过了不到十年，家里翻修房子，封门檐时一块不大不小的老式青砖砸在颈部，当即颈以下失去知觉。从县城转到省城，医生勉勉强强治疗了几天后就告诉家属往回转。往回转正好要路过我工作的乡医院。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在迷糊中被人喊了起来，叫的是我名字中后两个字，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因为那时我参加工作没有两年，多数人在我的姓氏上加一个“小”，所以当听到有人这样喊就有些另类。等到整个脑子清醒时候，原来是小学时的另一位老师。从宿舍到门诊部，老师告诉了上述情况。我到门诊部去时，病人躺在面包车里，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同时，喉咙的痰涎像煮粥似，咕咕哝哝，虽然医术只懂皮毛，也知道那是严重的肺部感染，湿啰音和细小水泡音弥漫着老师的全肺。老师找到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半路痰涎堵得慌，一行人害怕在路上就要出问题，灵光一闪想到在异乡的小镇医院还有这样一个学生。我找来一根软管和50毫升的注射器，将他喉咙壅塞的痰液一点一点地吸了出来。那时候老师神志非常清楚，声音也洪亮，喊着我名字说：“××，我怕再也是回不去了？”话音中是无尽的绝望。我只能说些不着调的安慰话，在黑夜中，看着面包车缓缓离开。很多年来，一直记得那个寂静夜晚绝望的自问或反问。转瞬就是深渊，生命脆弱如此。老师回到家没两天就离开了人世。年龄五十上下。他的好梦被一块黝黑的点缀苔藓的窑砖击碎，死不瞑目。带着一肚子学问。
往事如烟难忘却，心事迷茫恐又惊！
一只寂寞的狗对着天空狂吠。也对着我。我在校园转了一圈。不徐不疾。校园不再是从前的校园，但比从前的校园精致，也逼仄。几十个学生早放学回家了，旗杆上鲜红的国旗迎风招展，连日的阴雨操场潮湿，一蓬蓬矮绿的小叶黄杨仿佛还沉浸在冬寒中，叶子毳毛碎落，毫无春天来了的迹象。我静静地站在操场上，仿佛听到了从各个空寂的教室传出来的一阵阵学生诵读或老师讲课声，如针的音符钻进我耳膜，虽然庞杂层次却分明，我不需思考就知道哪种声音出自哪片窗棂。高亢，低沉；清脆，婉转；浑厚，童稚。老师的，学生的，像冲击波，一轮又一轮……
很多年没有这样的感觉。
时光返流。岁月的容颜如一铺画卷缓缓舒开。昨天呈现在眼前。昨天是多么年轻。
世间事，有什么比年轮更让人悲催?我一边走出校园一边感叹，白驹过隙，华年不再，无论伟大还是卑微，都承受不住时光的锈蚀，一样被打败。有些人再也见不着了，有些人即使再见面也形同陌路，那些红尘中的邂逅，不像舞台剧能反复排演。旧事凄迷，只能放在心中，默默怀念。
汪芳记，男，医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