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达利如何创造一个偏执狂批判的世界
我是一头猪，一头神圣的猪，在社会中长大，充满欲望—这就是我的名字在加泰罗尼亚语里的意思。人对我没有影响，但我需要利用他们。我的口鼻在身体的最前端，我或向前冲，或悄悄经过，贪婪地吃掉面前出现的任何东西，同时我很清楚地知道要避开什么样的污水池。我的头脑里连接着偏执狂批判的大脑电路，反应起来就像天线一样，虽然我谵妄，但我清醒明理。
对我而言，最好的世界就是一个能让我愉快地打滚的世界，在那里，出版社、电视和广播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垃圾堆和医治精神便秘的最完美的肠子。
不过我推崇世袭君主制的社会，最严格的道德法则统治一切，当然前提条件是我是这个社会的伟大领导者。西班牙授予我伊莎贝尔十字勋章，我应该感激——但如果不是因为加拉，我不会有一点感激、尊敬或其他情感。加拉热爱西班牙，因为这是她定居的地方;而我爱加拉，这种不变的演绎推理让我不得不爱屋及乌。
君主制是得到公认并受到称颂的父亲，是智慧之柱撑起的上帝之穹，是用有序来治理无序，是精神家族中的个体。所有的政体都只是在模仿君主制的有序，背后多少都有点煽动成分，当然多少也产生点效率。他们只是披着等级君主制的外衣。他们这些装饰只是用来向人们的头脑灌输脉冲般的秩序，以及他们否则不会接受的法则。但是可以完全肯定的是，还是君主法则在统治世界。
我还可以指出这是一个老人统治的君主制法则。比如中国的毛泽东，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和意大利的德·加斯佩利。他们都已年过七十!改变了的只是时代而非统治方法。政治虛伪正在衰落。人们开始习惯于接受事实。最后他们会发现，自波旁王朝以来，除了电、自来水和盘尼西林外，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甚至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罗马尼亚再出现一个国王，俄罗斯再出现个沙皇，而中国再来一个皇帝。美国没有传统，这太槽糕了。凭借着各小国的石油、犯罪和冷冻食品，各路诸侯已经做好准备，建立起一个宗主国。
经过一两场革命我们很快就能看见曙光。
君主制法则和性爱一样是脱氧核糖核酸中固有的。我们的布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切。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将我们拉回到现实。谁是国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秩序。
就说科比西埃先生蹩脚的建筑吧，瑞士人的这种建筑负重让上千名年轻建筑家和艺术家们消化不良。有一段时期，人们还认为他的建筑会风行整个城市。但是现在呢?他那些水泥把他拖下水了(科比西埃死于溺水)。他曾经按“功能主义原则”设计的作品现在看来不过是头脑简单之作。现在的人们对着它们只会打呵欠。就连巨大的复合体，他的建筑幻想的基础，也遭到了人们的抛弃，人们转而投向“个体的愚蠢”。正如瑞士的教师们构想的，现在的世界充满了太多的逻辑与理性。我并不是反对瑞士的银行家或瑞士的傻子，而只是认为这个国家应该停止出口建筑家
高迪是个令人钦佩的建筑家，他创造了性欲倒错意识实质的美。高迪是个天主教徒，笃信使徒教义，喜欢古罗马风格，他知道如何将与灵魂一致的宗教影响转化到建筑上。看看圣家赎罪堂吧，这是民间基督信仰与虔诚最完美的象征。不仅仅因为高迪天真而坦率地在石头上刻上了草叶、鸟群，甚至是以牧羊人为原型的犹大—也就是说，他刻上了整个世界和众生百态
更因为他准确地表达和赞颂了伟大的基督教义里自责意识，整个20世纪的文明与智慧基础就在于此，正如过去两千年里所创造的所有伟大成就一样。如果失去了这种自责意识，社会就会土崩瓦解:它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燃料与发动机。不仅如此，它阐明了我们的道德与潜意识，我们的话语与静默，我们的罪恶与美德，还有我们的抱负、梦幻、思想和信仰。
幢建筑必须清晰地体现它的时代，尤其要肩负装饰时代的重任。科比西埃先生的几何体系有点像是小学生在设法解决理论问题的家庭作业，而不是时代需求的表现。
我相信品位差的建筑，好的品位都给阉割掉了。
1925年我遇见科比西埃，他说高迪是巴塞罗那的耻辱，像典型的瑞土人样笨手笨脚(我一点也不反对瑞土银行家们)，他还问我怎么看未来的建筑。我说，未来的建筑会“既愚蠢又陈腐”。我一直没有改变立场，我只是在等着时代的技术跟上我的预言，因为我总是走在时间前面一点。中间休息时科比西埃先生承认他误会了高迪。我知道，他背叛了他自己的灵魂!
我是一头神圣的猪—一我是不是忘了提这一点?—有一只犀牛角。事实上，我就是一头犀牛，一头带着胡须的犀牛。1954年，在我的神秘主义阶段，我发现自己画了半个世纪的犀牛角而自己浑然不觉。我重视例如胡须和头发这样的毛发的标谁:一般来说，所有的毛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甚至在参孙以前，毛发都是男子气概与力量的标志，而我的胡子就是我个性的尖牙。在大众的说法里，“舌头上有一根头发”意为“有拦路虎”，而汤里的一根头发则表明不适时宜，令人讨厌。俚语“完美到头发”说明一种情况或一件事情非常正确，工匠们也常用精细到“一根阴毛”来形容一件精密的活计。
在我看来，留胡子，蓄起美髯，留长头发在一个自尊的社会里必不可少。
这些东西甚至是社会地位的标志—那些无权但却夸耀似的蓄着胡子的阶层应该支付特别费用。19世纪，仆人是禁止留胡子的，只有主人才有这样的殊荣。直到1914-1918年战争时，战壕里的士兵们留起了长胡子，仆人们才得到留胡子的权利。实际上，一个人如果不想在人前说什么，或是保护什么，或要追求什么，没必要像炫耀顶呱呱的触角那样展示他的胡子或头发。迄今为止，我的胡子一直盖着我的(犀牛)牙。我刚刚和菲利普·哈士曼合作完成《达利的胡子》，正在纽约为我两百幅《神曲》的水彩画作回顾展。路过巴黎时，我碰巧看到了代尔夫特的弗美尔画的《编织女》，于是发现了犀牛角的重大意义
链接：《疯狂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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