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庸
当一个人命途多舛、又时运不佳，比如在家中夫妻不和，在单位被上司冷落，同事之间又同样不和，可谓四处碰壁。这时，读卡夫卡的《变形记》，会有一种特别的亲情，仿佛这部小说是为你而写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你的怜悯
《变形记》是一部象征意义的小说，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人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之所以把卡夫卡称作现代派小说的开山鼻祖，这一只甲虫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它颠覆了传统小说中人的神圣地位，大胆地无奈地戏弄了书中的主人公，使之变成了一只虫子这从反面求证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被一种无聊的、轻慢的东西所替代的过程。从故事本身说，这样的开局具有刺激的特性，这种象征自然比《城堡》走得更远，对读者来说，更具挑战性。主人公叫格里高尔，他为什么会变成甲虫?可能是长年累月地忠于职守，循规蹈矩，而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异化，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整天用同样的方式思想，用同样的路线走路。但这个套中人没有变成甲虫而格里高尔却变了形，这可能是时代的差异，在契诃夫的时代，套中人还没有意识到要变出一点什么但到了卡夫卡的时代就有变的动因了。变成了甲虫之后的格里高尔羞于见人，老躲在里屋不出来，父亲十分不耐烦，母亲和妹妹却十分关心他。公司的秘书主任上门来了，要他去上班，如果不去，经理会怀疑他贪污了现款。当里屋被强行打开，每个人都惊讶得合不拢嘴，母亲昏了过去，父亲恶狠狠地要揍他，秘书主任则尖叫一声，格里高尔到了这种地步，还悬念，读者会为主人公担心。然而，这样的故事必然会有一个拯救者出现，否则，故事的主线就断了。果然，正在施刑之际，仆人奔过来向普加乔夫求饶，普加乔夫竟然放开了我。士伐勃林也十分惊讶。我十分疑惑，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于是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厄运的来临。然而并没有什么厄运。原来普加乔夫之所以救我，是因为我曾经在他遇冻的时候给过他一件皮袄，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也忘记了这件事，但仆人却记得。普加乔记情，不杀我。这是很人性化的描述，在极左时代，这样的处理定要遭到批判，是敌我界限不明，是正反世界观混淆了其实假如把敌我双方的感情纠葛称之为“混淆”的话，那么这种“混淆”最容易产生特殊的魅力。《第四十一个》中的马柳特卡和军官的故事也是一个例子。当然普加乔夫和我的“混淆”比《第四十一个》走得更远一些，完全打乱了敌我之间的关系，普加乔夫把我叫了去，说不杀我，还要求我做他的手下官，我没有同意他却绝对“海派”，说不强迫我。小说发展到这儿，可发现这类敌我“混淆”的故事进展得很顺利，用不着作者的指挥棒，故事本身会牵着作者走，一出出戏展现得很自然。
我离开后，部队又和普加乔夫打仗了。之后我接到一封信，是玛利亚写来的，她说士伐勃林逼她嫁给他，要她在三天之内给予答复。显然玛利亚要我想办法去救她我本来想带领一支部队去攻打普加乔夫，但没有被批准。我如果单枪匹马前往，肯定是凶多吉少，这一回普加乔夫还肯看我的面子?他己经放了我回，过去的情谊了结了最后我没有办法，英雄救美人天经地义我带着仆人一块儿赶去可见敌我一旦被“混涌”，故事没完没了，在惯性的走向中，可以附丽许多与主线相关的东西，特别是能揭示出敌我之间的人性的丰富性我冲到了敌人阵营，显然带有挑衅的意味，不料普加乔夫这次又“海派”了一回，仍然领我的情，不仅让我带走了玛利亚，还狠狠训斥了士伐勃林的卑鄙无耻。可以这么说，普加乔夫的人物形象就是在敌我“混淆”中渐渐地完善起来
我赶了回来，却被前面的军人拦住，开始我还以为是普加乔夫后悔了，派兵前来阻击，仔细一看，是自己的部队，他们把我逮捕了，罪名是通敌罪。我把和普加乔夫相识的经过前前后后讲了一遍。最后因为我父亲是军官，又因为玛利亚告状到女皇那儿，女皇到底是大国之君，大家气度，点一个头，我被释放，还允许我和玛利亚结成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