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沈阳）
那个黄昏，我正在督促女儿练钢琴，门被敲响了。那是个雷打不动的时间，我的神情不难想见。门上没有猫眼，我无法先张望一番再做决定了，只得在门内硬梆梆地问：“谁呀？”一个男声回答：“是XXX家吗？”
他说的是我的乳名，我已有几十年没听过这称呼了。我讶异着把门打开，一个邋遢男人站在我面前，穿着黑油油的衣裤，棉袄领子也黑油油的，还戴了顶黑油油的帽子，穿了双黑油油的鞋子。他患着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病，脸上白一块粉一块的。我想起他是谁了，便问他有什么事。他腼腆地笑笑，向楼下看了一眼说：“我妈看你来了。”我穿着拖鞋向楼梯走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楼梯上，双手扶着栏杆，喘着粗气。我家住五楼，天晓得她如何攀得这么高。我忙下去几阶，扶她走上来。
我们一同走进我家时，老人的儿子站在门外不动。我回头让他也进来，老人喝道：“你别进来了，挺埋汰的！”我费好大劲才把他拉进屋。他比我小几岁，看上去倒像我的老兄。
几十年前我还穿活裆裤时，这位老人曾在我家看护过我。父亲母亲每天上班期间，我一定在她怀里吵闹过无数次，鼻涕眼泪把她的衣襟弄得一塌糊涂。但她从来就不会生气，你让我往死里回忆，也想不起她生气是什么样子。有一次全家人去了铁岭，只把我一个人丢给她，我哭了睡，睡醒了又哭，问她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去哪了，她凑到我耳边说“铁岭”。好多辽宁老人都把“铁岭”说成“贴岭”，我就听成个更加令人神往的“天岭”，哭得更凶了。你们都到“天岭”（一定是个遍地鲜花和点心的好地方）去快活，谁也不管我啦！
我上托儿所后，她就离开我们家，找了份工作，还嫁了个神神怪怪的丈夫。那个男人早早地病逝了，倒把那神神怪怪的毛病传给了儿子，弄得儿子到现在也没成家，工作之余就是把耳朵贴在半导体收音机上，没完没了地听，要不就是背着手站在街头阅报栏前，探着头读报。许多年后我们家从农村搬回来，老人隔段时间就来看我们，站有个站相，坐有个坐相，叙旧时从不抢话。和早年一样，管父亲叫刘同志，管母亲叫闻姐。半小时光景就起身告辞，绝不吃饭。她每次来，我们都意识到什么叫光阴。她的头发先是花白的，后来就全白了，像中央电视台的陈铎，或是电影演员田华，相貌却照人家差远了，好像患了白内障，睁着眼睛也像睡了似的。但她的脸色始终红朴朴的，身上仍像多年前那样干干净净，利利整整，一点怪味都没有。这让我惊奇也让我好受。我二十多岁那年，她来我们家时还带了一口袋硬糖，普通蜡纸包着，一分钱一块那种。她唤着我的乳名，把糖递给我。那时我已经膀大腰圆，身高一米八六，通读过毛选五卷，还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是铁西区国营大厂的机修工人，最高纪录能喝大半瓶烧酒或六七瓶啤酒，可我这位老阿姨却带给我一口袋蜡纸包着的老式硬糖！她走后母亲告诉我，从打她离开我们家，一来串门就特地给我买一斤硬糖，还纸包纸裹的，这习惯她一直保持着。
那个黄昏，我们的谈话简明扼要，她问了问父亲的情况和我的情况，说从别人那儿听说我母亲去世了，她几次打电话给父亲，那边的电话一直没人接，想过去看一看还怕扑空。去年除夕，她还为母亲烧了几卷纸。
老人在我家只坐了十几分钟，便起身告辞，不管我怎样挽留，执意要走。我就打定了一个主意，但一掏衣兜，兜内所藏却不支持我那个主意。我让她儿子慢慢搀扶她下楼，抢先跑到二楼姐姐家，借了二百元钱。在楼门口我把钱郑重递给老人，老人拄着拐杖左推右挡，高低不要，说别人的钱她拿了觉都睡不好。我急了，大声说：“我是‘别人’吗？我母亲去世了，您是拉扯我长大的另一个母亲啊！”老太太任我说出龙叫唤，硬是不肯收钱，说：“看见你就行啦，这钱我不能要，你妈知道我这脾气。”我转身对她儿子说：“你把钱收了，告诉你，就留着给你妈买好吃的，你可不能乱花！”我那老弟却摆着双手连连后退，腼腆地笑道：“这钱我们真不能要。”
儿子推过来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向母亲倾斜了，帮助母亲坐上车货架。这时我惭愧地发觉他的衣服其实并不脏，只是颜色暗了些。这个满脸白一块粉一块的汉子像他母亲一样，身上也一点怪味都没有。我在大门口送那娘儿俩时，路人看看他们又看看我，看完了我再接着看他们，好生纳闷的样子。太阳已经不见了，但还有少许的阳光。儿子歪歪扭扭地驮着母亲走远了。
老太太穿一身洁净的草绿色制服，不是军装，是邮局装。我不知道他们一家和邮局是什么关系，前些年偶尔在街上看见这娘俩时，坐在儿子自行车货架上的老太太就是这身邮局制服，不一定很新，但非常洁净。好几年过去了，老太太的草绿色制服并没见出陈旧来，也许这样的制服她不止一套。老太太腿脚越发不利索了，是脑血栓和岁月把那样两条站有站相的腿给弄弯的。这一次她没再给我买蜡纸包着的硬糖，因为我已经比她当年还要大了。
作者简介:
刘嘉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