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过年了。年过花甲的我记忆里窖藏着各式各样的“年”，每一个“年”有每一个年的滋味。在那些色彩斑驳的“年”中，有一年过的“年”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它好像是岁月走到那里，在我的年轮上刻下了一道滴血的痕迹——
一九八五年，我大孩子刚两岁多一点，我生活在外地。父母每次来信都说：“你孩子小，腿脚也不方便，这两年就别回来了。”我也就借坡下驴的一直没有回去过。这一年，丈夫承包了他们医院的心电图室，家里家外都挺忙碌的。一年下来多挣了一千五六百块钱，一家三口欢天喜地的准备过个好年。进了腊月，赶着周天把房子用涂料粉刷了一遍，不大的房间焕然一新；接着拆洗被褥，那时家里还没有洗衣机呢，反正年轻有的是力气。被里、被罩、床单子、窗帘泡一大洗衣盆，坐到那儿“咵咵”的用洗衣板一会儿就搓出来了；接着东跑西颠地给老的小的、大人孩子买吃的、穿的、置办年货。这人嘚瑟得大发劲就乐极生悲了。眼看快放假了，一天中午下班时，收发室的师傅递给我一封信。信是妹妹写的。信上说：咱爸咱妈现在都住在大哥家里。（当时我父母俩人生活在鹤岗，大哥和妹妹在大庆，二哥和我在邯郸。）咱爸得了食道癌，快八个月了，先后去了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地治疗过，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咱爸一直说你孩子小，不让妈和我们告诉你。”妹妹还说：“本来我打算给你拍封电报，咱爸说，还是给你姐写封信的好，介绍介绍情况别吓着她……”拿着信，不到三十岁的我懵了。又看了一遍还是有些不信，不知怎么回到家中的。进门就抓住丈夫的领口边使劲地摇晃边发疯似地喊着：“你说，我爸咋能得这病呢？我爸咋能得这病呢？”是呀，我爸咋能得这病呢？他才56岁呀。个子高高的、体格壮壮、走起路来窟通窟通的，平时连个头疼脑热的都很少有，怎么就能得这病呢？过了一会儿，知道了前因后果的丈夫说：“你冷静点吧，吃五谷杂粮谁都可能得病啊，咱们赶紧买火车票是正事呀。”我这才醒过腔来，抹了把眼泪，得打起精神。到年根了火车票是真不好买呀，托门弄呛的买到了几张票，丈夫又找他们院长签的字，用两张红处方才开出两盒杜冷丁带着，把吃的年货都甩给了婆婆家里，锁上门、抱上儿子一家人和二哥踏上火车往家奔，赶到大哥家里已经是大年三十的中午了。
爸爸人已经瘦得脱了相，思维还很清晰。老妈苍老了许多。从妈妈的嘴里知道了爸爸得病的前后经过——
当年三、四月份爸爸就觉得咽东西费劲也没当回事，拖到五月份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食道癌，又到佳木斯的医院复诊，确定就是这个病了。爸爸准备到上海去治疗。领导给派了两个人，一个人护理爸爸，一个是上海人，专门管协调关系；还给带了一麻袋黄豆、一麻袋红小豆；说是上海人认这个。爸爸得病后始终瞒着妈妈，也没告诉家里的任何人；和妈说：“我要到上海出差，你给我多预备些钱。”我妈就真以为他是出差呢，还说：“每次出差都是先支公家的钱花，拿家里的钱干啥呀？”爸爸也没解释就说“让你预备你就预备得了”。就这样，我爸和两位同事去了上海。说来也是凑巧，他们住到了大哥单位驻上海办事处的招待所里。大哥的同事到上海出差就住在爸爸房间的隔壁。回来就和大哥说：“我隔壁住着一个鹤岗粮食局到上海看病的半大老头，和你一个姓。”又把多大岁数、长啥样描述了一番。大哥开始也是有点不相信，跑到邮局往妈妈单位挂了个长途电话。电话那边妈妈说：你爸到上海出差了。大哥啥都明白了。连夜买票去了上海。父子俩见了面眼睛都潮湿了。大哥说：“爸呀，这么大的事没有一个家里人跟着，你让我这儿子咋当啊。”就这样，在爸爸单位的那位上海叔叔、还有和大哥一起下乡的上海、北京的知青战友们的帮助下，大哥领着爸爸先后到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确诊，几个专家都说是原发病灶在食道的中段没办法手术，只能保守治疗了。拿着专家们给的治疗方案到哈尔滨肿瘤医院进行化疗。没办法再瞒着妈妈，为了方便爸爸治病，爸爸单位和妈妈单位协商，把我妈暂时借调到爸爸单位专门护理他。那段时间爸妈住在哈尔滨二叔家里。从春天到夏天、夏天到深秋，妈妈和兄妹们陪着爸爸奔波往返于各大城市、各大医院的看病路上，生活在怀有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之中。开始时，爸爸调整心态、配合治疗、每天还练气功。后来日渐消瘦、慢慢的就体力不支了。到了下第一场雪时就有些撑不住了。大哥将爸妈接到了他们家，住进了单位的职工医院。白天由妈妈护理，夜里由上了一天班的大哥护理。进了腊月爸爸的病情加重了，医生说：“得输血，要不撑不过去年。”大哥找来了七八个哥们，爸爸输了他们其中五个人的血，妈妈挨个感激了人家，说这是钱也买不来的情分......
望着瘦骨嶙峋的爸爸，我不知说啥好，忍住泪水用热毛巾给爸爸擦着脸和手臂，病房里暖气给得太足了，爸爸总觉得燥得慌，得不时地用棉签蘸着水给他擦嘴唇、牙齿、鼻孔。爸爸用他那被针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手抓着我说：“你伺候的好，白天在这儿陪着我吧。”我忙不迭地说“好，好。”
大年初一爸爸吃了三、四个饺子，看着大哥、二哥跪在床边给他磕头，再也忍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身赶紧躲到走廊的角落里任泪水恣意横流......
大年初二，老爸的身体开始从一阵一阵的疼痛变为不间断的剧痛，医院里允许六个小时打一针止疼药，带的那两盒杜冷丁还真派上了用场，都这时候了还管啥副作用哦，疼了就打上一支缓解缓解，全家人瞅着他心里还能舒服些。爸爸说想吃橘子了，当时在东北冬天里想吃新鲜的梨、苹果都少，南边的水果运到这儿就都冻了，根本买不到新鲜的橘子。妹妹托人到哈尔滨一个特供的暖库里好不容易买到了几斤，他也只吃下了多半个就再也不想吃了。白天他精神好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还能断断续续地说会儿话。记得他跟我说：“小孩子呀就像小树一样，边长得边咔嚓......结了婚的人就都是两层父母了，女婿是个老实人，也要好好待人家的父母......”我那时心里乱遭遭的什么也没听进去，几年以后我公公也得了重病时，我才觉出深意来。
初四、初五，叔叔婶婶、姑姑姑父、亲戚们都陆续从各地赶来了。爸爸坐了起来，比平常还多吃了两口饭，气色也好了许多，望着到齐了的弟弟妹妹们说：“你们都能来，大哥挺高兴......”又唠叨着说我大哥和妹妹都入了党；我二叔家的堂弟也当了海军；孩子们不能再受成分的影响了；只要肯吃苦上进都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好像这个家族的兴旺就在眼前似的。隔着围着爸爸的长辈们，我看到了他脸上的泪水......
初五那天午后下了一场大雪。走在去医院的路上风搅着雪片让人睁不开眼睛。雪飘飘簌簌不停地下着，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晚上我爸他走了，我满打满算伺候了他不到五天；他就这么走了；他这辈子，我们兄妹几个都没有来得及给他过过一个生日......
在漫天的大雪中，亲人们送他去了远方.......
按照妈妈的意愿给爸爸烧完头七我们再各自回家。一天中午吃完饭忙乎着洗碗刷筷，等收拾停当了才发现妈妈不见了。等一会儿还没回来，全家大小慌了神，楼上楼下一通找也没找着，正商量咋办呢，妈妈满身是雪地开门进来了，两眼怔怔地拎着个饭盒。大伙边七手八脚地给她拍打身上的雪花边问她去哪儿了？缓了一会儿她才说：“我给你爸送饭去了，到了病房一看，那床上换成别人，我就回来了。”瞬间屋里没人吱声了，接着是一片起伏的抽泣......
在父亲走后的三十多年里，每到过年前后或大雪飘落时分，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躺在病床上和我说话的样子；潜藏在心底深处、岁月抹不去的那份愧疚和无法弥补的亏欠交织着、缠绕着......我感念他在生命最后的几天里能让我来陪伴他；感念他的那种安慰、那种成全。
在父亲走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心里始终对大哥怀着一份特别的敬重。
姚丽丽。1958年出生。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