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op MHXaHJIOBHU工moec，1821-1881)，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一八三八年按父亲的愿望进工程学校，一八四三年毕业。但一年后决定当职业作家。他早年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有密9切的联系，是四十年代进步知识分子反封建农奴制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受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这对他早期的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1846)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果戈里写“小人物”的传统。小说以上了年纪的穷公务员马卡尔·杰符什金和举目无亲的孤女瓦莲卡杜勃罗谢洛娃通信的形式，描述这两个真诚相爱的人以及他们周围许多穷人的悲惨遭遇。无依无靠的瓦莲卡在那“收容”她的亲戚的“好意撮合下实际上沦为卖笑的女子。杰符什金竭尽全力帮助她跳出火坑，为她安排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但贫困和凌辱不肯放过他们。瓦莲卡终于被迫嫁给当初玷辱了她的地主贝科夫。小说把两个天涯沦落人肝胆相照的深挚感情表达得真实动人，结尾尤其使人感到痛楚与凄凉。作者不仅对“小人物”深表同情，而且指出这些相依为命的穷人较之蹂躏他们的富人有高尚得多的情操。杰符什金虽然贫穷、卑微，却善良、勇于自我牺牲，他的爱能容纳全人类的痛苦。在他身上，人的尊严感已有所觉醒，他对不合理的社会偶而也会发出抗议。这说明果戈里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精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里更加深化了。
因此小说深受别林斯基的赞许被他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但从作者对“小人物”屈从于命运的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已显出他与别林斯基分歧的端倪。
继《穷人》之后发表的几个中篇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分歧日益加剧，终于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后者认为，《双重人格》(1846)的“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而在《女房东》(1847)里所流露出的反动的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更是遭到了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幻想者的形象在《白夜》和《脆弱的心)(1848)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一篇里虚幻的空想甚至把主人公送进了疯人院。可见，青年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就已经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是社会主题、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另一方面是病态的幻想、主观主义、神秘主义。
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朗读具有反农奴制思想的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信及筹备秘密印刷所的罪名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判处死刑。在刑场上即将枪决的紧张时刻沙皇官员忽然宣告改死刑为苦役及充军。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四年苦役、六年军役。沙皇蓄意戕害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毒计收到了效果。死刑、苦役、反动势力的猖獗，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种思潮的破产，苦役犯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作者本人政治上的动播性和早年就已露头的思想矛盾，使他背叛了青年时代的信念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和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因而，刑满回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在思想上成了革命的敌人。他在自己出版的《时间》和《时代》杂志上发表攻击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论文章。在文学作品中，作为伟大艺术家与作为反动说教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矛盾、真理与谎言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地表现出来
他流放回来后初期的作品带有过渡性质保持了四十年代的创作倾向，但重点已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续了“小人物的主题，但《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在这里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也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
《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对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的描写，客观地指出了他们犯罪是为社会所迫。对触目惊心的苦役生活的暴露，则控诉了苦役制对罪犯肉体、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但同时作者又宜传以温顺和容忍求得道德的更新。
《罪与罚》(18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小说通过拉斯柯里尼科夫和马尔美拉多夫两家穷人与荒淫无耻的地主斯维德利盖洛夫以及冷酷卑鄙的官吏兼商人卢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描写了旧的经济、政治道德基础崩溃和新的、资产阶级关系迅猛发展时期的彼得堡的生活其社会冲突和人物性格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拉斯柯里尼科夫是个有才智的大学生，但迫于贫困不得不辍学。他的妹妹为此决定嫁给她所厌恶的卢仁。拉斯柯里尼科夫不愿妹妹为他做出牺牲，乃起意杀人并制造了一套犯罪理论:“凡人”不得逾越道德规范，只能任人所为;“非凡的人”不受任何规范约束，可以为所欲为。为了证实自己是“非凡的人”，拉斯柯里尼科夫谋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作案时他不得已地把老太婆的受剥削的妹妹也砍死了。犯罪后，拉斯柯里尼科夫受尽了内心斗争的折磨，终于在靠卖淫养家的索尼娅·马尔美拉多娃—无边苦难的化身—的感化下投案自首。
小说的社会意义在于它真实地揭露了犯罪是资本主义社会求生的唯一出路，并指出了以弱肉强食的法则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反抗必然导致精神和肉体的毁灭。但作者牵强地将主人公的理论及反抗影射六十年代俄国革命者的理论和斗争，鼓吹用宗教信仰逆来顺受和无边痛苦来纠正人的天性。小说就由肯定对不合理社会的反抗变成了否定对这个社会进行革命斗争，由抗议资本主义的苦难变成了拜倒在苦难脚下。说教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性，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悲剧性的矛盾。
一八六八年写成的《白痴》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主题。女主人公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一点光明的色调。但一些用以攻击革命者的“虚无主义者”的形象削弱了小说的揭露力量。
所谓反“虚无主义者”的倾向在《恶魔》(1871-1873)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90)。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于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也是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迅速，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借以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但他矛盾的世界观限制了他的艺术才能，并对俄国和世界文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高尔基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可争辩、毫无疑问地是天才，但这是我们个凶恶的天才”。高尔基的话帮助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遗产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