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有三个生日
文/姚玉山
我的父亲有三个生日，2月5日是父亲出生的日子，5月9日是父亲被解放军拯救的日子，7月1日是父亲入党的日子。正常情况下，5月9日这天，即使再忙，父亲也要挤出时间，来到离家十五里的“烈士纪念碑”，给为救他们而牺牲的烈士们扫墓。7月1日这天，早饭后头一件事就是到党支部交党费。
父亲出生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年爷爷体弱多病，没有劳力，他过早地承当起了长子的责任。老家地处深山，山高林密，土地贫瘠。家里租种的几亩山地，年景好时尚能勉强糊口，遇到灾年则是食不裹肤，谷糠野菜半年粮是常事。童年留给父亲最深的记忆就是肚子饿。解放军打过长江后，国民党军大溃退，路过我们山村，在地里劳作的父亲被溃军抓夫，在莽莽大山中走了两天，吃尽了苦头。解放军追来时，溃军把民夫当作人质，拒不投降。解放军为了救他们，沉有动用火炮，强行攻山，一场战斗下来牺牲了二十七人。解放后，家乡来了工作队，实行了土改，成立了人民政府。父亲很快成了积极分子，上了夜校，当上了民兵，1950年7月1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村里首批党员。这一天，父亲与村里另外两名新党员一起，面对鲜艳的党旗，立下铮铮誓言。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他联合几个农户成立了初级合作社，带头将土改分到的几亩耕地和山林交给了农业合作社，后来是高级社、人民公社他都带头并动员亲朋好友积极入社。在党中央发出大炼钢铁号召后，他从公社回到村里，将家中仅有的一口大铁锅砸了，带头完成了交纳废钢铁的任务，带领全家人加入社会主义大食堂。在随后而来的大跃进中，粮食产量放卫星，亩产从几百斤、一千斤、一万斤，县里还要求报到十万斤，实际上当时的农村生产力非常低下，加之家乡山地坡陡土薄，亩产有两三百斤就不错了。父亲性格耿直，有啥说啥，加之在他的心里满怀对党的无限忠诚，他拒绝了区委的要求，还专程到县里反映问题，还直白地讲出了对粮食产量放卫星的不同看法。他深知讲实话的后果，但他认为，作为一个党员就应该对党忠诚，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如实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真实情况是他的本分。他是背着被救时解放军送给他的被子，步行了六十多里山路来到了县里，结果是被县委直接送进了学习班，同其他二十多人一起白天劳动改造，晚上学习检讨，长达十四个月之久。等他从学习班解放出来后，家乡遭遇自然灾害，连续半年干旱，土地荒芜，村中发生了饿死人现象，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时县也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他觉得不能再等，响应国家下放号召，主动辞去公职。
回到村里后，面对满目疮痍，他收起纷乱的心绪，就带领乡亲们挖药材、种红玉、点南瓜，开展生产自救。中央政策调整后，他又被乡亲们推荐为生产队长，带领乡亲们造梯田、开茶园、种水果，乡亲们不但吃上了饱饭，到了年终还有了分红。
当他六十一岁的时候，他又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面对的形势是，村“两委”班子近乎瘫痪，税费提留收不起来，计划生育无人管，干群关系紧张，大队账上还欠了二万多块钱的外债。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重组了“两委”班子，第二件事就是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用了三年时间，建起了茶叶精制厂，推广了栽桑养蚕技术，建起了小水库，用起了电灯……村民的各项提留都被免除，小孩考上重点高中、大学，村里还给奖励。
2000年后，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小孩。有的老人身边无子女，病了无人照顾。有家老人平时不与人接触，死了三天才被发现。这件事在村里引起很大的振动，也引起了我父亲的深思。父亲将二十多个老党员组织起来，以党员为骨干成立了老人互助组，为生病老人开展义务服务，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父亲八十岁后，我们几个兄弟商量着让父亲离开老家，轮流在各家随儿孙生活。不管是在屯溪、蚌埠还是在杭州，5月9日这天他都到烈士陵园扫墓，7月1日这天，或邮寄或微信或委托他人交党费。
今年，父亲随我生活，身体还没什么大毛病，每天早睡早起，上午公园散步，中午补个午觉，晚上看看新闻。他常说，我老了，虽然不能给社会做贡献，但我要锻炼好身体，争取自理生活，一不拖孩子们后腿，二不给组织添麻烦，争取活到建党一百周年。
父亲一生平凡朴实、不怕吃苦、刚正耿直、不计假话，工作总是走在前面，讲实干、敢担当、不怕得罪人，不管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始终抱有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实属不易。我把初稿传给父亲，父亲看后只说了一句话，像我这样的党员何止千万，没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党员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