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文华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大道理的环境，被大道理浸染得不成样子。大道理无疑十分正确，说大道理的和听大道理的，没有人怀疑和否定其正确性。小时候，父母说，你一定要学好。学好不对吗？当然很对。可是，很多孩子，一听到有人劝他们学好就反感。他们当中，有的就是在父母和老师劝说他们学好的声音中变坏的，而且，越劝越坏，甚至还走上了犯罪道路。
劝人学好，反而把人劝坏。有人说，这是逆反心理。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逆反心理，劝人学好会产生逆反心理，劝人学坏为什么不产生逆反心理？如果劝人学坏产生逆反心理，我们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用以毒攻毒的方法让人变好，何乐而不为呢？也有人会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人会劝人学坏？如果你仔细观察，劝人学坏的大有人在。
劝人吸毒，是不是劝人学坏？当然是。吸毒不好，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公认。不仅禁毒者认为吸毒不好，而且，贩毒的、吸毒的，都认为吸毒不好。既然大家都认为不好，为什么屡禁不止？一是因为贩毒可获暴利，值得铤而走险，有人愿意冒杀头的危险做这桩买卖。二是毒瘾十分顽固，触碰以后，知道不好，但为时已晚，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无论认识多么深刻，也抵挡不了毒瘾的折磨。禁毒宣传的大道理讲得再多，也没有毒瘾有威力。此时，大道理已收效甚微，唯一有效的就是强制戒毒。
贩毒必须要有市场，要有消费群体。劝人吸毒者从来不讲大道理，你见过劝人吸毒者大谈特淡毒品的伟大意义吗？没有。即使有人谈，也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家都知道吸毒不好，这是常识。大道理没用，那还能用什么方法劝人吸毒呢？用人的好奇心和寻求刺激的冲动。有人就是出于好奇，想试一试，才染上毒瘾的。也有人是精神空虚，想刺激一下、振奋一下，尝试了可怕的“第一次”。还有人就是顶风作案，你说吸毒不好，我偏不信，试试看究竟有多么不好，一试不可收拾，追悔莫及。
还有劝人抽烟的。在我的老家，抽烟喝酒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不学好。我父亲是老烟民，几次戒烟都没有戒掉，年岁稍长，烟瘾更大，索性不戒了，而且越抽越烈。父亲深知抽烟百害而无一利，一方面自己不以身作则戒烟，一方面封堵我学抽烟。这虽然自相矛盾，但却相当普遍。很多家庭，父母都知道玩手机、打游戏不好，影响学习。但父母一方面自己玩手机、打游戏，一方面跟孩子讲大道理，说手机、游戏多么有害，多么影响学习，甚至还会断送前途。孩子听了百思不得其解，既然手机、游戏这么不好，你们大人为什么乐此不疲呢？
我学抽烟是从高中开始的，主要受父亲影响。每次看到父亲抽烟怡然自得，就感到他说抽烟不好是骗人的。我高中住校，一个月才回家一次，天高皇帝远，身上有点小钱就买包烟抽。班上不止我一个抽烟，还有大约十几位同学也抽烟。我们觉得抽烟没有什么不好，除了零花钱不够用外，也没有影响学习。唯一大的影响就是，班上绝大多数女生不喜欢抽烟的男生，跟不抽烟的男生相比，失去了一点竞争力。不过，也不太要紧，反正高中不准备娶妻生子，女生喜欢不喜欢，都无关紧要。
不过抽烟还是被父亲发现了。寒假回家，母亲闻到我衣服上有烟味，还有口袋里有残剩的烟末，铁证面前，任何辩白都无济于事。结果被父亲用大道理灌了一个晚上。父亲不识多少字，但讲大道理相当有水平。他先从香烟里的尼古丁讲起，然后讲到肺癌，再讲到村里几个烟鬼中年夭折，最后讲到抽烟影响学习，花费钱财，找不到老婆，无法传宗接代，断了我家香火，还附加了一些骂人的话，比如败家子、混子、流氓等等。父亲一边教育我抽烟，一边自己掏出香烟点上，我看了就想笑。父亲自己也笑了，最后说，我老了，你不要跟我学。从此，我领悟了一个现象，大道理都是讲给别人听的，不是讲给自己听的。
从小学到大学，我接受的大道理越来越多。比如，你要有远大理想，就是一条不着边际的大道理。我当时很纳闷，我有理想啊，但不一定远大，难道非要远大吗？究竟多远大才叫远大呢？记得曾读过一则故事，美国总统老布什，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消防队员，我感到这个理想太不远大了。后来，他自己十分谦虚地说，阴差阳错当了美国总统。当时有一位美国男孩，理想是想当美国总统，这个理想当然十分远大。不幸的是，他患了绝症，可能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了。于是，这位男孩写信给老布什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老布什将这位男孩请到白宫，满足了他当总统的愿望。在白宫，老布什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也没有号召全美国的小朋友向这位男孩学习，只是轻描淡写说了自己想当消防队员却阴差阳错当了美国总统的故事。
在校时，老师几乎天天要求我们要有远大理想。记得我们高中的班主任经常把拿破仑的一句话挂在嘴边：“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有一次，他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没有回答好。他就又用拿破仑的话教育我们。我说，拿破仑的话不对。大家十分惊诧，面面相觑。我说，如果士兵都想当元帅，这个军队根本无法领导，不知哪一天就会政变夺权，人心涣散，毫无战斗力。真正好的士兵，最高理想就是把士兵当好，而不是天天做元帅梦。教师里顿时哄堂大笑，气氛和思维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彻底改变了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局面。然而，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脸沮丧，想说点什么，却最终还是无言以对。
高三时，老师说，一定要胸怀远大理想，才能考到好的大学。我们问，远大理想具体指什么？老师说，就是大目标、大方向。等于没有回答。后来，我们也不敢再问了，再问怕老师训斥，也怕同学笑话。填高考志愿时，我就想，如果考不上，回去当个工人或农民，算不算远大理想？如果不算，十几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毕竟是绝大多数，他们曾经有过的所谓远大理想有没有实现呢？班上有位女生，母亲患了肝癌，没钱治疗，越拖越重，最后肝硬化、肝腹水去世了。她填高考志愿时，全填的医学院，发誓当了医生，一定要攻克肝癌，不让她母亲的不幸在别人身上重演。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卫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至今一直在一家镇卫生院当内科医师。上周，同学毕业三十五周年聚会，我问她，高考填自愿时，发誓要攻克肝癌，这个远大理想有没有实现？她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那时年轻幼稚，不知道天高地厚，还说我的记忆力真好，她早就将这句誓言忘记了。我也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看过一些名人自传，有的说小时候就怀揣着什么远大理想，将来一定要怎样怎样，现在果然这样了。每当看到这样的说教，我就异常警觉。难道真是这样吗？马云三次高考落第，想到会有阿里巴巴吗？王健林说，先设定一个小目标，赚一个亿，然后再怎样怎样。如果他现在就是个摆地摊的，他敢说这个小目标吗？即使斗胆说了，有人相信吗？
一天晚上，无意看了一个电视选秀节目，一位清华的博士生，本科学的法律，硕士学的金融，博士学的传媒，请教高晓松，找个什么职业比较合适？被高狠狠地奚落了一番。意思是，名校生要有更高远的目标和担当，不能停留在找个工作养家糊口的层面。暂且对高的盛气凌人和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不做评价，且说他的观点是很有问题的。名校也好，博士也好，首先要有个具体岗位，具体工作，然后才能谈担当，谈高远。否则，担当和高远就是无稽之谈。研究导弹叫高远，当个出租车司机就不叫高远了？再大的老板，再高的官员，再红的明星，都不是做梦做出来，更不是坐火箭飞起来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
最近跟楼下一位开便利店的小老板聊天，他是外地人，在我们这里找了老婆，扎根开店。我问他最大的目标是什么，他说，一是你们这里的女人太厉害了，开个便利店，天天跟我吵，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老婆不跟我吵，让我清静些；二是多挣点钱，把儿子读到大学，买个房子，娶个老婆交差了事。这两个目标不高远，但很真实，这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目标。也许，这位老板将来会开大超市，会开沃尔玛，但那是他将来的目标，而不是现在的目标。
王健林说，一个亿是小目标。那是他的小目标，不是所有人的小目标。上周参加了同学女儿的结婚典礼。我感到，我们做父母的天生就是当官和讲大道理的料，即使在结婚场面，也没有忘记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时机用大道理教育孩子。父亲的答谢词中，一大半讲的是，结婚以后要好好工作，听领导的话，要有远大志向，要有担当，要有作为，要有奉献精神，要搞好团结，遵纪守法，把隆重热烈的婚礼现场变成了理想教育大会。
还有那个证婚人，估计是女婿单位的领导，证婚词跟动员报告一样，不但与婚庆主题不符，而且，令宾客大倒胃口，冲谈了喜庆气氛。这样的大道理，有谁不懂？又有谁能够接受呢？最近读香港时评家梁文道先生的书《常识》，序言中的一段话对我启发很深：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
比如，当年搞大包干，开始就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摸摸搞的，没有什么大道理或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就是被灾荒和饥饿逼的，后来在全国推广，才逐步有了大包干理论，但也不是所有农民都学懂了大包干理论才搞大包干的，不要说普通农民，就是干部也不见得全学懂了。无论懂与不懂，大家都愿意这么做，不是由于存在大道理，而是由于切合群众的需要。
梁文道说：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
读罢此话，我们是不是觉得，生活应该少一些大而化之的大道理，多一些有针对性，就事论事，能够让人接受的具体观点呢？
刘文华，男，法律硕士，律师，英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