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荣（四川）
我是60后，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镇的，小时候都一样，虽然没吃啥好饭菜，没穿啥好衣服，但不像90后这些小娃娃，有那么多的压力，有那么多的烦恼。
小时候，我们这些娃娃也会耍，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千方百计去寻找“乐子”：有时候几个小娃娃围在一起“抛子”“下棋”，抛的是杏仁子，下的是“喊三棋”和“裤裆棋”；有时候，几个小娃娃在一起“修铁路”；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和几个小娃娃打“鸡毛球”；有时候高兴了，还在坝坝里来个“燕儿翻叉”。反正，玩得很痛快，玩得酣畅淋漓，不去想吃穿，不去想作业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压力和烦恼。
小时候，我们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电影。那个时候，除了县城，到处都没有电影院。农村放电影是“转轮子”，一个区一个电影队，以区为单位，挨过大队挨过大队轮流放，要一两个月才轮回一次。我老家是三圣公社红光村王家院子，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三圣、古桥、铜堡三个公社在这里交界，彭家石坝大堰塘就是属于这三个公社的。所以，每次放电影转到这一片，这里就形成一个圆心，可以接连看电影，过一把瘾。只要听说周围哪里放电影，大家多早就吃了晚饭，带上“亮竿”（打火把用的干竹竿）、或者手电筒、或者“马灯”跑去。记得跑得最远的地方，就是“454”油库（现在的市委党校）和铜堡街上。
有一次，那是一个冬天，听同学讲，晚上要在古桥“吊楼子”放映《渡江侦察记》。那天，我在教室里磨皮擦痒的，读书都没有心思，就盼着早点放学、早点天黑好去看电影。
那时候，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后，我们这些小娃娃都是“自由人”。中午放学回家，我就给妈妈讲夜饭早点弄，吃了好去“吊楼子”看电影。妈妈也是上过学的人，通情达理，她一般来说同意我去看电影，让我多了解一点知识。早早的吃了晚饭，我和队上的大人、小孩，十几二十个，就出发了，基本上是小跑。
四十多年了，我依稀记得，放电影之前，大队长讲了几句话，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防火防盗防特”，接着开始放电影。先放的是新闻纪录片《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后放的《渡江侦察记》。《渡江侦察记》是写的淮海战役后，解放军某部为配合大军渡江作战，派李连长率侦察班探明敌人江防部署，确保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南下的故事。剧中有个暗号叫做“香烟洋火桂花糖”。
那天晚上，看电影的人很多，把整个院子都挤得满满的。我个子小，站在地上看不见，还是挤到人家的板凳上看的。电影就要结束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被淋成了“落汤鸡”。电影一结束，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回家。路很窄，又打滑，两边又是水田，人多，有的打火把，有的打电筒，有的提“马灯”，灯火闪烁，田里和路上也是明晃晃的，有时真分不清是路还是水。我们一伙人一边走，一边学着电影里李连长吼“香烟洋火桂花糖” “香烟洋火桂花糖”……话还没有落音，只听见“扑通”“扑通”几声，几个人一个撞一个，甩到了冬水田里，爬起来冷得发抖。还好，我也摔了几跤，只是没有摔倒在水田里，但身上到处都糊满了泥巴。
记得还有一次，在铜堡公社的一个院子里放映《烈火中的永生》。我是跟着院子几个小娃娃一起去的。临走的时候，我们带了一把电筒、几根“亮竿”。这个院子以前我们没有去过，边走边问，走拢才发现很远，大约有八九里路。《烈火中的永生》这部电影，江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忠诚、顽强、漂亮。
看完电影我们小跑似的往家里赶。开始，沿路还有不少的人，我们没有点亮自己的“亮竿”，跟着人家的光亮走。后来，同路人越来越少，光线越来越暗，只能看见远处有萤火虫般发出的光亮。于是，我们只好打开电筒，点上自己的“亮竿”。走到“破古坟”的时候，“亮竿”烧完了，电筒光线也是焉丝丝的。
还有三四里路才到家。天空一片漆黑，路边长满了茅草，夏天的晚上路边有时还有蛇出没。我们有些害怕。突然，哪个说了一声：“有办法了，这里有一树苞谷根！” 我们几个人扯了一把，大概有十几根，便急急忙忙的点火。我们都是八九岁的小娃娃，没有经验，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点上火把就连走带跑了。到我们走到蒋家黄葛树的时候，突然发现后面发出了一道亮光，很强烈的那种光。我们转过头立定向后望去，“破古坟”那边燃起了一团熊熊的大火，那半边天在黑暗中一片通红。我们马上意识到，原来是我们刚才点火那树苞谷根烧起来了。我暗自地想：江姐，这是天意，你真的要在烈火中永生了！
十三四岁的时候，爸爸已经调到双河场的国企上班了，我暑假基本上都在他那里耍。白天，爸爸出去采购货物，我就跟着他一起坐汽车耍；晚上，我有时在厂饭堂看看电视（黑白电视，只能收到中央台和四川台的节目），或者去看电影。
一九七八年，华云工农区（华蓥市前身）成立，双河小街成了区政府所在地。那个时候，双河街上天天都要放电影。当时没有专门的电影院，电影先就在双河公社礼堂放，后来礼堂拆了，就在老街的一个空地（现在转盘处），把四周用砖砌了一圈围墙，在围墙里面放。
我经常去那里看电影，爸爸很少带我去。爸爸爱喝一点小酒，经常在老街李世蓉那个店（多数人叫不出店名，只晓得李世蓉那个店）里喝酒，多数时间是他和一个我爸爸要我叫舅舅的“罗眼镜”喝酒。那时喝酒吃的很简单，一盘油酥花生米，一小盘炒肉丝，半斤白干，二两水面，都是自己掏钱，不是腐败。看电影，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那个时候，电影票一两角钱一张，伯娘在售票，伯伯有时在放电影，有时在门口收票。门口收票的往往是两三个。
那个时候，都兴“逃票”。不少公社的、区上的干部，还有熟人，都不想买票。我多数时间也没有买过票。看到他们“逃票”，我也学到了几“招”：有时，看到伯伯在大门口收票，我就先过去站一站，也不打招呼，意思是让他看到我，然后我就大摇大摆的走进去；如果没有看见伯伯，有时我就回到爸爸厂里去看电视；还有几次，没有看见伯伯在门口，我就跟在那些“胖子”（我认为是当大官的）叔叔后边，一起“混”进去，收票的人有时不问我，有时问我。问我的时候，我有时装聋没有听见，或者不讲话，只用手指一指前面的“胖子”，就进去了。他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不知道。久而久之，收票的其他人，也许知道了我是伯伯的侄儿，我趁人稀的时候直接进去，他们也不过问我了。
现在有了电视机、电脑，可以看直播，可以回放，可以收搜自己想要看的电影、电视剧；城市的微型电影院也有，很方便。但是，我却很少去看电视电影了，一是觉得现在这些电影电视很无聊，要么是玩“穿越”的，要么是舞棍弄棒的，要么是“戏说”历史的，要么是劫财的，要么是偷情吃醋的……乌七八糟的节目占有大量影视市场，宣扬正能量、撼动人心、催人奋进的片子太少；二是在室内看电影电视，再也没有以前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看那么热闹，那么相互感染、唤起激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