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陆英浩 深港书评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今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个时髦的概念，但自然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应如何对待自然？恐怕是人们一直以来困惑的问题。自然，是人类诞生的外部环境。自有人之初，人类就离不开自然的滋养，同时，也在与自然作斗争。对自然与人的叙事构成了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逐渐自认为掌握了驾驭自然的力量，并在近现代以愈来愈大的规模改造自然。这些行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使人类自食苦果。人类既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损失惨重。而这些损失则导向一系列新的改造。
对自然的大规模改造不可避免地使景观（landscape）产生变化，在这一背景下，景观史研究蓬勃发展。“景观”一词最早来源于“风景”（landcipe），它出现于16世纪初，最早由荷兰画家使用，用以表示一幅绘画的主题是自然风光，随后英语进行了借用。
在使用中，“景观”逐渐开始指代观察者可以看到的风景，这强调了该词的视觉与美学含义。在德语中，“景观”（landschaft）一词兼具“地理”与“景色”两种含义。到现代，研究意义上的景观指一块土地上的可见特征，其地貌以及它们与自然或人造特征的整合方式，这其中包括物理、生命、人类等多种要素。
景观的特征有助于定义居住者的自我形象，并建立自己特别的地区认同。而在生活中，“景观”一词的含义依然是旧式的，往往指具有审美特征的自然和人工的地表景色，与“风光”“景色”等词含义相近。
现代景观形成的历史，也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在一切环境改造的背后都蕴藏着深厚的政治、文化、经济因素，《征服自然：水、景观与现代德国的形成》以德国为例，将这些因素与生态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同时对人类千方百计“征服”自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进行了反思。
《征服自然：水、景观与现代德国的形成》
（美）大卫·布莱克本 著
王皖强 赵万里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01
正如景观一词本身相对短暂的历史，对景观进行研究的历史也并不很长。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把“景观”视为“一个区域的总体特征”引入现代地理学科。而后，俄罗斯地理学家列夫·贝尔格（Lev Semyonovich Berg）等人继承洪堡的思想发展出景观地理学派。对景观与历史的思考首先开始于地理学界，20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奥托施吕特（Otto Schlüter）首次使用“人文景观”（cultural landscape）一词，将地理学定义为“景观科学”（Landschaftskunde）。
美国人文地理学家卡尔·奥·索尔（Carl O. Sauer）大力促进和发展人文景观这一概念并成为一代宗师。相比景观与地理学长期的密切关系，景观与历史学的碰撞则一直等到1955年。该年英国历史学家霍斯金斯（W. G. Hoskins）出版《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使景观史成为一门学科。在霍斯金斯之后，景观史不断扩展，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向更为广阔，成为当代颇有活力的学科。
多少由于学脉传承的原因，景观史在美国与英国获得了更丰硕的成果。英美史家对本国的景观尤其是乡村景观进行深入研究，并从景观角度构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这种对本国景观的研究模式迅速扩展到对外国景观的研究中，如段义孚所著《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大卫·布莱克本的《征服自然：水、景观与现代德国的形成》（The Conquest of Nature: Water, Landscap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一书正是以景观史方法重新叙述德国史的一种尝试。
虽然德国地理学家在景观理论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于德国史而言，景观史是一种较新的研究方法。一些德国历史学家也试图利用景观史方法探索新的德国史研究路径。如1998年伯克与福斯特等人所著《中欧的景观发展：人对景观的影响》（Landschaftsentwicklung in Mitteleuropa：Wirkungen des Menschen auf Landschaften）一书，探讨了中欧（包括德国）地区人类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但这些研究大多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出发，缺少历史学的视角。此外，近年来景观史研究中应用性研究居多，综合性研究较为缺乏。在这一背景下，布莱克本的研究显得难能可贵。
景观史研究也与记忆研究关系密切。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一书中提出记忆植根于被唤醒的空间，空间和景观是交流场所和象征符号，帮助群体建构为一个有机的、分享共同记忆和身份的共同体。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一书中对文化记忆作了进一步阐释。她指出当代人的经验记忆转化成后世的文化记忆需要载体，景观就是其中一种重要媒介。对景观的改造实际上也是建构记忆的一种努力，因此布莱克本在《征服自然》一书中试图予以解构。
02
布莱克本1949年生于英格兰，他曾受教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曼·斯通（Norman Stone）。1976年，在毕业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后，布莱克本成为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讲师，三年后转往伯贝克学院。在伯贝克学院期间，他出版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阶层、信仰与地方政治：1914年前符腾堡的中央党》（Class, Relig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The Centre Party in Wurttemberg before 1914）一书。1992年，他移居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在1998-1999年与2000-2002年间布莱克本两度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2007年，他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在哈佛期间，他出版了《马尔平根：十九世纪德国的圣母玛利亚显灵》（Marpingen: Appar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漫长的十九世纪：德国的历史1780-1918》（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两本著作。《征服自然》也出版于布莱克本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的2006年。2012年至今，布莱克本任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系特约讲座教授，讲授德国与欧洲当代史。布莱克本学术成果累累，学识丰富，研究领域广阔，涵盖社会、政治和文化史，宗教史，环境史和景观史，跨国史，他的数本专著均深受好评。布莱克本强调文史相通、跨领域相通，其著作严谨而不失通俗，常常着眼于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征服自然》一书中，布莱克本从18世纪中期开始叙事，按时间顺序记叙了德国水和景观发展变化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德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征服”从18世纪的奥得布鲁赫开始。腓特烈大帝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整治奥得河，排干普鲁士大量的沼泽，将其改造为肥沃的耕地。19世纪初，巴登的工程师图拉提出了改造莱茵河的伟大构想，以此为始，德意志境内掀起了改造河流的热潮。18世纪中叶，由于人口压力和技术的进步，德意志诸邦得以大规模改造酸沼；轮船航运需要推进了河流改造；普鲁士则出于军事需要在一片泥泞中付出巨大牺牲建成威廉港。
19世纪末，德国工业化的推进使大量水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德国筑坝大师奥托·因策积极推进和主持修建了许多水坝。水坝被视为解决大量问题的万能药方，受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使德国的景观发生巨大变化。二战期间，纳粹通过对内部景观的塑造和边疆神话的建构强化自身民族优越性并鼓励对东部的移民，最终一切努力随着战败化为泡影。战后德国反省过去对自然的破坏，出于自然保护的目的又对景观进行了新时代的改造。可见，人对自然的改造将一直持续下去。
布莱克本在书中强调了景观改造历史中的文化和政治要素。伴随着对自然的改造，神话不断被创造，改造被赋予了高尚的文化意义。对酸沼的开发正是征服蛮荒，改造河流是驯服桀骜不驯的猛兽，水坝被视为文明和现代的象征。而在纳粹时代，对自然的征服同时也是对人的征服。战后，失去的东部景观又成为文化记忆促进了西部的伤痕文学。这些神话中贯穿着人定胜天，自然应当被“征服”的精神，许多勤劳的移民得到歌颂。但我们会发现对自然的改造离不开政治介入。腓特烈大帝的开荒最后在军队的刺刀下得以实现（第35页）。对莱茵河的彻底改造则成功于法国大革命背景下对德意志版图的重塑（第82页）。
开发酸沼和建设水坝虽然有民间资本的参与，但背后的主要推手依然是邦国政府。没有政府强制力的贯彻，威廉港就不可能平地拔起（第140页）。纳粹则完全将景观纳入了政策体系中。战后环境保护又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左右着选举，除却短暂地被统一议题所超越。在这一段德国历史中，政治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强力推动对景观的塑造，并主导了对这一行为的叙事模式，使景观蒙上了浓重的政治意味。
布莱克本在关注文化和政治意义以外，也非常关注人对自然改造所产生的后果。他并非天真的浪漫主义者，而是尽量不偏不倚，审慎地评估每一项改造产生的影响。他在书中叙述了这些大型项目为人类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好处，同时也指出这些项目造成的生态破坏和意外灾难。对河流的改造改善了河流航运条件，增加了灌溉和商业往来，但也减少了生物多样性，摧毁了传统行业和增加了大规模洪灾的风险（第99页）。堤坝的建造满足了新兴工业对用水和电力的需求，但也使水体永久改变，土地干燥的过程加速，甚至可能引起地震（第229页）。布莱克本也指出改造并非必然造成生态灾难，如水库的河口地带形成了新湿地，成为候鸟的重要避难所（第232页）。
03
总而言之，《征服自然》一书考察了德国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以及大型土木工程对德国景观的影响。这段历史不仅是德国的，也是世界的，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与德国一样的问题，甚至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付出了更大代价。这使得布莱克本的研究具有普世价值。作者巧妙地将许多主题以时间顺序统合在完整的叙事中，用丰富的史料对史实作了准确而生动的叙述。这使该书既有大历史的博大关怀，又有小历史的生动细节。书中虽有许多专有名词，但并不使人费解，不失为一本易读的好书。
二战以后，在如何书写德国史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存在较多争论。尤其在如何叙述从民族国家建立到当代的历史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激烈争吵。争吵的结果是对过去民族宏大叙事的思辨与批判。在这一背景下，布莱克本脱离传统政治史文化史的窠臼，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线，将文化、政治、景观统合到一起，从全新的视角叙述了自腓特烈大帝以来的德国历史。布莱克本对不同时期景观记忆的叙事，展现了记忆构建与变化的过程，对传统的德国神话进行了解构，这是颇有价值的。
《征服自然》的叙事完整而清晰，但也有所缺漏。布莱克本对纳粹时期的叙述中，过于强调移民和对东方的征服，对纳粹改造国内景观的计划和措施较少涉及，多少有些遗憾。这一章中，人似乎喧宾夺主取代了景观的地位。过去的景观史研究大多注重乡村地区，而忽略城市地区，《征服自然》也未能例外，它对城市着墨不多。此外，对景观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图像。书中虽有一些插图，但许多地名对于大部分不甚了解德国历史的读者而言仍是十分困难的，一些插图不甚清晰，并无翻译，也妨碍了读者的理解，对于该书的生动性是个巨大损失。
此外，布莱克本过于沉迷叙述，使得议论稍显不足。当我们阅读名家著作时，我们不仅仅希望看到坚实史料堆积而成的精致叙事，也希望了解伟大的思想。布莱克本将思考留给读者，自己选择隐藏在审慎的叙事背后。这是一种对过去史学传统的回归，作者用经典的叙事史技巧小心翼翼地尽力保持两边的平衡。但这使读者在读完全书后有意犹未尽之感，布莱克本留给读者的结论仅有《尾声》中 “大规模技术工程往往是出于与狂妄自大难分伯仲的自信，也造成了许多始料未及的后果。” （第363页）在这样总结的同时他又避免直接否定这些工程，赞赏人类对景观的改造（第364页）。布莱克本没能对其叙述的整个历史加以详细总结和评价，这可能是本书最大的遗憾。
在20世纪末至今的数十年间，景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有了长足发展，地理学家们聚集在“文化景观研究”的旗帜下，采用GIS等现代科学技术收获许多新成果。布莱克本依然主要使用文献分析法，对新方法和新理论利用不足，体现出历史学界在景观史研究中落后于地理学界的现况。“景观”一词的概念在历史中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发生了变化，而在布莱克本的叙述中，“景观”的概念却是一成不变的，这使事实与叙述产生了矛盾。
那么最后，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呢？正如书名所显示的，过去人类将自然视为敌人，并加以“征服”（第364页）。腓特烈大帝在视察奥得布鲁赫时认为自己和平征服了一个省（第37页）。而今，人类已经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自食苦果。天真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要保护自然，维持自然之美。但布莱克本指出，今天的所谓“自然”早已打上了人类印记，今天的许多景观来自于人工。人类实际上出于自己的需要任意定义景观并对之加以改造，随后逐渐使对景观的观念沉淀为记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实际上也是在思考人与自我的关系。在对自我加以反省后，人类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布莱克本在书中对未来持保守的乐观态度，他相信人类能在利用自然资源和维护生态平衡中找到一种中间路线。这可能也是读者们的殷切期望吧。
■ 《晶报·深港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