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昌耀撰写的一篇文章的醒目标题。此文写于1993年7月13日。不久，分别刊载于当年的《诗刊》及《文学报》上。实际上，这篇文字是昌耀先生刻意而为的“卖书广告”，也正是孙文涛先生上文所提到的“诗人广告”。孙文涛将之称之为“勇敢”的“行动”—“敢于顶撞诗人被空前的冷落的局面”，具有“莽撞的勇气”，而且“客观上也为青年们呼吁了”，很不容易
的确，这是一个勇敢者的行动，非昌耀而不能为。因为，这既是对当前不尽合理的社会现实(包括当今的文化及出版体制)的一种愤怒而又带点幽默感的抗议、抗争(代表一大批诗人)，也是放下诗人的“面子”和尊严，为了“自救”而自甘贬斥，自甘“受”的一次自我展示。放眼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世纪的中国诗坛这绝对是“破天荒”的事情。昌耀此番举动，也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胆魄和勇气
人总难免说些蠢话、干些蠢事，如果此说犹可成立，那么智与又是什么意思?因为即使是“北山愚公”那样的智者也曾广被世人制笑、被后世愚弄，那么成功者才是聪明的了，须知有位年少无知蹲窝孵蛋的发明家其轶事就在咱们小学生课本明白记着而被当作“大智若愚”的范例。如此，有关智与愚的表态还是宜于持谨慎态度，“三绒共口”，然则这一主张本身莫不同样有欠谨慎、明智?
吕耀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即在诗坛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其文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真感糊涂:好容易有了一种认识的飞跃，上升为理论，并觉其精确坚硬之至，绝对无懈可击，何以一旦形诸语言其所涵容仿又明显留有疏漏不可自圆?人的思考是多么可怜可悲，总是命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总是命该优柔寡断，无怪哈姆雷特王子要说“是死是活这是一个问题
好了，教训已经够多、够惨，但我好长岁月依旧难得狡猾，譬为出版事就一再轻信，盲从，盲听，贻误时机，直到几天前才警
这篇文字是奇特的，也可以说是独无二的，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还没见到哪位中国诗人有如此特立独行的举动。这篇既是“广告”，又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的刊发，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当代诗人生存状态、生活质量，以至诗歌和诗人在社会中未来地位的广泛而强烈的关注与议论。这番文字和举动，绝对是“昌耀式”的。只有昌耀才敢写之为之。
而且，仅就事论事来讲，昌耀这番举动，对他自已诗集的出版发行，也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和影响。文章刊发不久，订书的汇款单以及间候、支援的信从全国各地纷纷邮来。让诗人这册新出版的诗集，印数多了几百册。
其实，昌耀的诗作在读者中还是有相当市场的，昌耀的第一本诗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5000册，很快脱销，其后又加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昌耀的诗》，首次印数高达10000册。这在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集中，是比较难得的不过，毕竟在转型期商品大潮冲击影响下，纯文学作品尤其是诗集这种被视为“高雅”但缺乏流行元素的书籍，仍然面临着被图书市场冷落，甚至遭到拒绝排斥的尴尬处境。正如昌耀答记者间时所说:“前几年我的创作积累到一定程度，但是出版比较困难，这就使我的诗普及程度不够。在这方面，青海人民出版社做了些工作，为我出了几本书，但多数要靠我自己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