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算是同龄人(茨维塔耶娃小2岁)他俩同是莫斯科人，又同样出身于家庭条件优裕的艺术型知识分子世家，同样曾留学德国，甚至连他俩的母亲也同样曾是著名钢琴大师鲁宾斯坦的学生。而且重要的是，他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几乎同时登上俄国诗坛
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他俩却交往平平，用茨维塔耶娃的话说，“仅匆匆谋面三四回”。然而在1922年茨维塔耶娃流亡国外后，两人的关系却开始密切起来，互相频繁通信。据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莉娅后来证实，他们两人的通信持续了10余年(1922-1935)。这两位苏联诗歌大师的这段亲密的联系，是诗交，是友谊，但其中也肯定包含着爱情
在写完致里尔克的信的几天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给茨维塔耶娃写了一封长信。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这封信中他并未提及里尔克，只表白了他对女诗人纯净的爱—诗人在信中称之为“初恋的初恋
这封信一开头，帕斯捷尔纳克就向茨维塔耶娃表白了自已的愿“我想与你一同生活，长久、长久地生活。”在信中，帕斯捷望尔纳克用诗一样的语言和诗人的想象，表达着自己的感情:
我渴望与你交谈，我立即察觉出差异。犹如一阵风掠过发际我忍不住要给你写信，却又想出去看一看，当一个诗人刚刚呼喚过另一个诗人时，空气和天空会出现什么变化。这是一把我们相互授予的木勺，这是一份不够吃的口粮，如果您能活下来，并允诺我说我也能活下来，我们就应当靠这一天的口粮度过一年。我亲爱的友人，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从来不这样说话。
接下来，帕斯捷尔纳克继续写道:
与自己的梦境不同，我在一个幸福、透明、无边的梦中见到了你。与我寻常的梦境不同，这个梦年轻、平静，毫不困难地转化为梦醒。这几日均是如此。这对我与你均为最幸福的日。我梦见城里的夏初，一家明亮的、不坏的、没有臭虫和摆设的旅馆，或许，类似我曾在其中工作过的个私宅。那儿，在楼下，恰好有那样的长廊。人们告诉我，有人会对我提问的。我觉得这是你，带着这一感觉，我轻松地沿着光影摇曳的楼梯护栏奔跑，顺着楼梯飞快地跑下。果然，在那仿佛是条小路的地方，在那并非突然来临、而是带着羽翼、坚定地弥漫开来的薄雾之中，你正实实在在站立着，犹如我之奔向你。你是何人?是一个飞逝的容貌，它能在情感的转折瞬间使你手中的女人大得与人的身材不相适应，似乎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方为所有曾在你头顶上飘浮的云朵所美化的天空。但这是你魅力的迹。你的美，照片上反映出的美一你在特殊场合下的美—亦即女性硕大精神的外现，在我坠入这些祥和之光和动听音响的波涛之前，已打动了你周围的人。这是你所造就的世界状态。这很难解释，但它使梦境变得幸福和无限
这是生活中首次强烈体验的和谐，它如此强烈，至今为止只有在痛苦时才有过我置身于一个充盈着对你之爱的世界，感受不到自己的笨拙和迷蒙。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想着爱，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地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是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存在类推中的茨维塔耶娃，亦即空气和时间的类人体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指望听到回答的地方。你是广大爱好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诗人，你就是最高的自发人性，你不在人群中，或是不在人类的用词法(“自发性生”)中，你自在而立。
信的结尾部分，帕斯捷尔纳克对荻维塔耶娃表白很直露:“什么话也不用再说了。我有一个生活的目的，这目的—就是你。”
又说:“因为我知道我多么爱你，你必定想看到这一点说起来，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相识虽久，但因种种因素，他们之间交往一开始并不深。对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似乎一直怀有一种钦佩交织爱恋的感情。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天赋令帕斯捷尔纳克倾慕，茨维塔耶娃自由奔放的天性，也很令生性谨慎的帕斯捷尔纳克神往。但直到茨维塔耶娃流亡国外之后，帕斯捷尔纳意才通过书信向茨维塔耶娃表达了这种深埋内心的爱情。他深情地称茨维塔耶娃为他“生活的姐妹”，用她为自己“唯一的天空正如在4月20日那封长信中所表露的，他将自己对茨维塔耶娃的爱称做初恋的初恋”，希望与她共享“高层次的生活”。他把茨维塔耶娃介绍给里尔克的最初动机，同样也是出于对女诗人的爱，很想与自已所爱的人分享每一份欢乐。
然而，出乎帕斯捷尔纳克预料的是，他对茨维塔耶娃这番爱的表白不是时候。因为，此时刚好有一座高山阻挡在他面前，而这座起码他短时间不可逾越的高山正是他自已树立起的。这座高山不是别人，正是里尔克。
真是富有戏剧性。帕斯捷尔纳克一心为自已心仪甚久的茨维塔耶娃牵线，介绍里尔克这位文学大师。没料在女诗人那里，问题就复杂化了，崇拜、仰慕之情，竟迅速膨胀为一座爱桥。茨维塔耶娃以火热的文字向里尔克倾泻自已的欣赏和爱慕，而且似乎一发而不可收抬。而已至人生暮年，又生性孤独的里尔克开始还比较克制和冷静。但不久之后，对年轻女诗人的如火之恋也热情呼应，彼此间书信往来如梭。帕斯捷尔纳克很快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吃惊地发觉自己竟然处在一种“第三者”的位置，处境极为尴尬。不过，他仍然从心里深恋着茨维塔耶娃，也依然保持着对里尔克的景仰和崇敬。不过，可能是出于妒意，他继续与茨维塔耶娃通信，却从此没有再给里尔克写信
而茨维塔耶娃这里，从一开始她似乎就没有想对帕斯捷尔纳克隐瞒她对里尔克迅速产生的爱。对此，帕斯捷尔纳克感到震惊，但他表现得很克制，在给茨维塔耶娃的信(610日)中，他自称“如今清楚了一切”，“如今我爱一切(爱你爱他，也爱自己的爱情)
他甚至对茨维塔耶娃说:“我只爱他不够。”在这勉强的宽容中，人们仍然感受得到帕斯捷尔心中似乎有一种淡淡的绝望。
虽如此，对当时处境下的帕斯捷尔纳克而言，这段与里尔克以及淡维塔那娃之间带有“三角恋情”的交往经历(尽管是书信时式)，对他的人生尤其是文学创作之路，还是具有甚至可称为“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和作用。前文已述，1926年的帕斯捷尔纳克正处于一个创作危机阶段。他试图去理解当时的苏联现实，试图继续他“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一贯主题，可是他无可奈何地感觉到:这条路如今对他而言，似乎已经无法走通，因之陷入苦闷、彷徨中，内心深处有种危机感。
然而，当他与里尔克建立联系并让茨维塔耶娃通信开始的那个春日，帕斯捷尔纳克却完成了作为一个诗人的“再生”。在这一天里，这位苦闷中的诗人接连受到两次巨大的心灵震撼:其一，读了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结局之诗》，他终于意识到，还可以用另外的方式继续写诗;其二，从父亲的来信中他得知，如此负有盛名的里尔克不仅知道他的诗名，还肯定了并欣赏他的诗才。这两者加在起，使他明确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继续存在的合理性。据说，那深受内心震撼的帕斯捷尔纳克走到窗边哭了，他的泪水中有走出孤独的欣喜。在此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连续创作出了长诗《190年》、《施密特中尉》、《斯彼克托尔斯基》和自传《旅行护照》等重要作品。再以后，就是那震动世界文坛并因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